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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国之秋(6)

书虫子2019-03-14 07:52:11

 

一直到一八六○年,清廷剿太平军之役,都把重心放在由张国梁与和春所统率,对南京的围攻日益紧密的绿营部队上,曾国藩在长江的部队,在整场战役中只扮演支援角色。但接下来,就在官军似乎胜券在握时,一八六○年春,洪仁玕解围南京的计划奏效,战局大逆转。到了五月底,官军已被歼灭,主将战死,太平军从南京倾巢而出,往东挺进。就在这清军群龙无首之际,曾国藩的时代终于到来。一八六○年六月,咸丰帝派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所辖的安徽、江苏、江西三省,正是受这场内战摧残最烈的地方。八月下旬,咸丰帝派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这三省军务,确立他为长江流域的清军新统帅。

皇上(如曾国藩一位幕僚所说的)别无他策,只能倚重曾国藩,曾国藩过去不断地为自己部队找生路的挫折随之得到纾解。与扯后腿的省级官员和眼红的绿营统兵官明争暗斗多年后,因为这两项任命,曾国藩同时掌握了内战主战场的军事与政治大权。身为军事统帅,他能调度官军残部和当地团练支持湘军作战。身为两江总督,他能安排门生出任重要文职,以便透过他们从这三省——至少从仍未受战祸波及且仍在朝廷管辖的三省部分地区——抽取资源,挹注湘军所需的经费和物资。

突获拔擢成为方面大员,使他行事更为坚持己见。古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着曾国藩的领导统御手法趋于老练,他对自己的军事行动有更大掌控权,有时他虽表明忠于朝廷,却不愿照上级的指示行事。战前在朝廷行走多年的经验,已让他看清楚朝廷官员是何等昏庸无能,何等缺乏经验与自满,他不想让他们的经验不足坏掉他的征战大业。他只相信自己日益锐利的战略眼光,也了解自己军队的局限,因此他对北京下达的许多命令几乎都置之不理。一八五九年,朝廷要他追击石达开入川,他婉拒不从,现在,一八六○年,又有一批新令下达,要他放弃安徽战事,立即带兵到下游保卫苏州与上海。但他以此刻投入他的部队无济于事为借口,留在原地不动。

他决定实行的策略,竭尽所能不予背离的策略,乃是包围。这个策略令人想起他对围棋的热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他仍扮演包围南京的绿营部队的支援角色时,呈上《遵旨悉心筹酌折》,向皇上说明他的战略构想。曾国藩解释道,朝廷正在对付两种叛军,一是不断流窜的“流贼”,一是想建都称王的“窃号之贼”。在帝国内四处流窜的石达开部和华北的捻军都是流贼。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乃是做好准备伺贼到来,坚守阵地,挫他们的锐气。至于对付窃号之贼——最重要的是立都南京的天王——可以先“剪枝叶”(剪除四处掠夺物资供应他们所需的军队),再拔其根本,直捣他们老巢。他指出绿营未能完全包围南京(后来的发展表明,他们留给南京一条自由进出的通道,正种下他们的败因),深信为了真正切断南京与外界的联系,清军首先得一个个攻下南京以西长江沿线的诸多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而英王陈玉成在安徽首府安庆的基地,是第一个该拿下的目标。太平天国在长江沿岸牢牢掌控了几个重要据点,一八五三年起就落在叛军手中的安庆,是其中位于最上游者。安庆的防守兵力覆盖从西边前往南京的水路及陆路要道,为扼控进出的咽喉。只要太平军控制安庆,曾国藩的部队就别想进到安庆以东,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但如果他能孤立安庆,再予以摧毁,他认为或许就能长驱直下直抵叛军首都。

从陆路进攻难以取胜。叛军有大大的兵力优势(一八六○年时曾国藩的湘军仍只有约六万人),与叛军打野战,十之八九占不了便宜。根据他的情报人员编写的报告,叛军所使用的不规则阵形非常多样。有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一队士兵居中(蟹身),往两侧各伸出五路——能视遭遇敌人的不同而迅速变阵迎战,或变为两队,或四队,或类似十字的五队。有所谓的“百鸟阵”,临敌时大部队化整为零,分为数支小队,每队二十五人,如成群飞翔的鸟,星罗棋布,令敌人摸不清楚其兵力的多寡,不知从何处攻起。又有“卧虎阵”,用于丘陵地形,上万名叛军贴地隐身,鸦雀无声,然后当官军通过山谷时,突然全部跃起,扑向敌人。与太平军野战,官军通常没有胜算。

因此,要取胜,就得利用战场营造出对己有利的态势。曾国藩在某篇论战略的文章中写道,凡两军相接,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客。占主位者总是占上风。“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时,比的是耐心:“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湘军兵力居于劣势,因此曾国藩力求使叛军始终居于客位,其做法是诱敌进攻湘军的防御设施,若不果,则挑激敌人先出手。为此,他常刻意在叛军附近安设防御工事严密的营垒,冀望诱使叛军主动来攻。

一八六○年六月,太平军大部分兵力因其在东边轻易取得的胜利而分心之际,曾国藩趁机从西边进入安徽,派胞弟曾国荃悄悄围攻安庆。曾国荃率领一万湘军进到距安庆城墙近处扎营,并在雇自当地的工人协助下,开始在城外建造两道高土垒,土垒两侧各有一道六米宽的长壕沟,以强化土墙的阻绝功能。两土垒一内一外与城墙平行,湘军驻扎于两垒之间。内土垒面城,用来保护湘军免遭城内守军攻击,外土垒则用来阻挡太平援军。这基本上是缩小版的湘军防御城池。为进一步阻绝太平军从北来援,满人统兵官多隆阿率领两万骑兵,在安庆北边约六十五公里处的叛军据点桐城外设了一道阻绝线,曾国藩的水师则在安庆上、下游数公里处的长江上各设了封锁线。

七月下旬,曾国藩带湘军余部共约三万人进驻长江以南的安徽南部山区,并率领他直辖的六营部队在城墙环绕的祁门镇设立大营。祁门位于安庆东南方约一百公里处的山谷中,地形崎岖,对外道路不多。他以祁门为中心,呈放射状部署其余的兵力,以控制东来的路径,维持往西经景德镇(这时已在他手里)到江西的陆上补给线。

他一眼就看出祁门是设立大营的绝佳地点。此地四面环山,山势陡峭,从北或从南都无法靠近,而且他直辖的部队控制了东西向的官马大道。他很满意这个地点,初到此地时写道:“层岩迭嶂,较之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泉甘林茂,清幽可喜。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也。”坐镇祁门,曾国藩可从安全之地统筹攻打安庆的军事调度。

但随着一八六○年夏去秋来,随着北方再度遭英法联军进犯,祁门的安全之所开始让他觉得比较像是监狱。十月十日,北京来旨,要他派麾下最能打的野战指挥官——来自四川的鲍超——带领三千名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前往北方协助僧格林沁的八旗部队抵御英法联军。曾国藩认为没了鲍超支援,他的部队守不住在安庆的阵地,而且他认为僧格林沁的蒙古精锐骑兵守得住京城。因此,尽管皇上危机迫在眉睫,他却未遵旨照办。他推断,鲍超的部队抵达北京时至少已是一月,届时已是寒冬,肯定已不再需要他们。而他已把湘军全押在围攻安庆上,几乎没有其他兵力来守住他后方的上游地区。围攻安庆若失败,将为太平军拿下上游的武昌,乃至再度威胁湖南,打开大门。因此他近乎病态般坚守其在安徽的据点。但他不愿让步既是因为固执,也是因为忧心;在家书中,他坦承他差点守不住。

他未遵旨照办,至少未立即照办。曾国藩最终奏请皇上从诸将(包括曾国藩本人)中择一人,带一支湘军分遣队北上,协助僧格林沁抗击洋人。但上这样的奏折,除了拖延安徽湘军兵力的抽调,没有别的理由。祁门与北京相距将近一千三百公里,公文递送单程就要整整两星期。曾国藩很清楚,等收到回复时,至少已过了四星期。他用拖字诀,替围攻安庆再争取到一个月。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以挫折口吻写道:“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他身边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但他坚守既有立场,深信如果放掉他在这山谷里拥有的小小优势,将会全盘皆输。

*  *  *

十月在寒雨不止中沉闷地过去,曾国藩的心情郁闷至极。他在住所里不断来回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下了一场又一场的围棋,烦忧于年华的老去。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道:“目光日昏,精神日见日老,深惧无以符此大任。”

他倾其所有投入这场战役,但进展并不顺利。安庆坚守不屈。城内的叛军似乎物资充足,可从容等待援军到来。他极欣赏的一名统兵官已多日未有消息,因为他带兵驻守附近的徽州,保护曾国藩的东翼,数日前突遭太平军袭击溃败。叛军从四面八方悄悄逼近祁门,祁门镇上挤满数千名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他们劫掠店铺,使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但北京仍无消息传来。他坚守阵地,忧心忡忡,不知是否不得不将安庆让给太平军,随之将安徽南部、武器,甚至湖南和华中都让给太平军。

最后,一八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他打开一封北方友人的来信,首度得知英法联军不仅已经侵入北京,还把圆明园烧个精光。原本的麻木无感变成震惊。他在日记里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八旗溃散于北部,绿营大败于东部。清朝的传统军力,在两个战线,面对不同的敌人,都落败了。曾国藩面临惨淡的未来:整个帝国只有他还掌控一支完整的军队。他在安徽的战役是唯一还未分出胜负的战役。

 

七 教义的力量

一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即李秀成进攻上海的部队遭一阵猛烈的葡萄弹与榴霰弹击退后两天,李秀成写了一封深感委屈的信向英美领事抱怨。他以愤愤不平的口吻写道:“本藩前来上海,只为订立条约,欲借通商贸易结成一致之关系,原非与尔等交战。”他指责法国人设了陷阱。照他所说,那年夏天更早时,有些法国人(和身份不详的其他人)前来苏州,邀他到上海商谈与他们国家缔结和好关系之事。他写道:“法人已受清妖之诱惑,竟食前言,背弃前约。”有人告诉他,清廷给了法国人一大笔钱,要他们守卫上海,且他认为那笔钱“别国人亦有分焉”,而英国人或美国人无一前来与他商谈,反倒都跟着法国人一起从城墙上开炮打他们,就是明证。

他警告道,这件事不可能这样就算了。他愿意原谅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他们与太平天国同属新教阵营。至于狡诈(且崇拜偶像)的法国人则是另一回事,他指出太平天国拿下全中国是早晚的事,届时就会好好算这笔账。他写道:“凡人情人事必有因果,今昔法人已坏其信义,与我失和。”他保证,由于他“宽大成性”,他个人不会阻止他们进入太平天国领土,但也说他无法保证已“受其欺骗”,如今“义愤填膺,希图报复”的许多官兵会这么宽大为怀。最后,他压下傲气,重申太平天国最想要的乃是与来自英美的基督教兄弟和睦相处。他提醒他们:“尔我共同崇奉耶稣,尔我关系之间,拥有共同之基础,信仰同一之教义。”

这封信署名李秀成,但信中呈现的是洪仁玕的想法。因为把取得上海英美人的支持,特别是把他们愿意将汽船贩卖或出租给叛军以让叛军能够稳稳掌控长江,视为太平天国赢得内战之关键的乃是洪仁玕。身为幕僚长暨总理,洪仁玕取得族兄的同意,制定了其他诸王都得遵守的政策。他坚信叛军若要取胜,最稳当的办法就是与上海洋人建立和睦关系,因此只要洪仁玕担任总理,李秀成就得照这条路线走。但他其实百般不愿这么做。在太平天国的核心集团里,李秀成不认同洪仁玕对洋人的信任,而采取较挑衅的看法。他告诉洪仁玕:“洋人好打不好和。”

在上海突遭洋人开炮攻击,使李秀成更加相信自己原本的主张,拉大了他与洪仁玕之间既有的鸿沟。但洪仁玕本人怪罪的是李秀成,而非怪罪洋人。他说洋人想必事先风闻李秀成要对他们开战的挑衅观点,从而自然推断李秀成是来攻打他们。诚如洪仁玕所说,忠王挥兵横扫江苏,拿下苏州之后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洋人利用他的轻敌,诱其来攻,让他中了“空城计”:洋人让忠王相信上海城完全无人防守,然后在他逼近上海城时突然发动攻击。洪仁玕认为,经此挫败,李秀成“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两人尽管在战术上有分歧,但无疑都认为叛军需要上海:上海金钱资源丰富,是借以取得洋人武器的基地,而且是大体上已受叛军控制的地区里面仍有清廷势力顽强抵抗的地方。但上海终究还未到手,接下来就该洪仁玕展开外交行动,将上海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洪仁玕以外交事务主管的身份,开始在南京主持朝政,接待来自上海的一批批访客,访客带来消息和礼物,甚至带来他留在香港的家人。他的王府是天京较大的府邸之一,不只充当他的住所,还是他办公的衙署。在干王府前门正对面有一片巨大的石造照壁,高四•五米,宽三米,壁中央嵌着大大的漆金“福”字。“福”字上方刻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九福词,而突兀加上的前后文冲淡了九福词原来的意涵(对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来说,尤其如此)。王府内坐落着正殿,殿内有王座,干王在正殿内接见属官和议事。干王上正殿办公时,身穿绣龙黄缎袍,头戴前明式样的金冠。

过了正殿,穿过数道阴暗的走廊和门,即进入王府深处的干王居住区。他的寝殿里主要摆了一张用玉装饰的大床,门外是有花园的明亮庭院。他还在寝殿内摆了林林总总来自海外工业世界的物品,大部分是访客赠予的纪念品。书架上摆了他所收藏的数个洋钟、一个气压计、一具望远镜、数把柯尔特左轮手枪、一台二手簧风琴、两座太阳灯、一块英国香皂、一把英格兰海军剑,还有某位特别着迷的访客注意到“一罐考沃氏(Coward’s)什锦腌菜”。寝殿内有参考书与图片书,另有些书显示他在研究英国军事方法,包括英国伍利奇(Woolwich)皇家军事学院的《防御工事构筑原则》(The Principles ofFortification)。还有上海外国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以及必不可少的《圣经》和福音小册。那些外国传教士将科学数据译成中文,冀望借此让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宗教已支配自然界。然后还有保养状况只能算尚可的中国奢侈品:金筷、玉杯、银扇。他在这里以牛排和波特酒款待外国宾客,席间说英语,展露他刀叉使用的娴熟。

曾是美南浸信会传道士的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是最早到南京见洪仁玕的外国人之一。这位性情善变的传教士来自田纳西州的萨姆纳郡(Sumner County),太平天国起事前,曾在广州短暂教导过洪秀全(也更短暂教导过洪仁玕)研读《圣经》。只有罗孝全领会一八五二年洪仁玕向韩山文所述内容的真正含义,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一头白发、身材瘦削的他是传教士圈中的异数,连他所属教团的历史学家都形容他是个“性格古怪奇特”之人。一八三六年,罗孝全首度向波士顿的浸信会海外传道部(Baptist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申请赴中国传教,被该机构驳回(就连对他最为肯定的推荐函都说他的讲道能力“未超过中等水平”),于是他捐出一块地,言明用那块地的收入来支应他的所有开销,借此自费赴华传教。根据这项安排,他说服浸信会接纳他为自费传教士,搭船前往中国,一八三七年抵华。后来人们发现那块地根本不值什么钱,但浸信会已甩不掉他。他在华南传教也算有所成,但在传教士圈子里人缘很差,交不到朋友。一再有人向浸信会海外传道部投诉他行为不端——公开虐待他的一位中国仆人,伪造传道会的捐献册——要传道部提防。最后,在罗孝全不愿救助用刮胡刀割自己喉咙的另一位传教士之后,一八五二年浸信会终于与他划清关系。

然而在一八五三年,洪秀全亲自发函邀请罗孝全到南京一叙,信中表明他对罗孝全教诲的敬重。浸信会传教士资格被拿掉,令罗孝全倍觉羞辱,而这封信则让他吐了一口怨气。但当时清廷封锁南京,他进不去,即使能通过封锁线进到南京,美国驻华当局扬言他若违反中立政策拜访叛军,将予以处死。于是他搭船返美,巡回美国南部与西部诸州演讲,为太平天国运动发声,并四处募款让他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返华向叛军传教。他博得些许名气,报纸封他“爱国革命党的首领太平王的宗教导师”。一八五六年他带着靠演讲募集的资金返华后,想方设法要进入太平天国领地,四年还是未能如愿。但在一八六○年干王宣布欢迎洋人到南京后,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积极设法前往天京,以和他昔日的学生团聚,一八六○年十月十三日,也就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他终于抵达南京,在洪仁玕王府楼上的房间住下。

干王要他担任通译,负责太平天国境内的传教事务。但罗孝全来南京不是为了这样的差事。他深信(或至少向香港的英国圣公会主教这么说),历史的因缘际会已使他成为未来中国皇帝的精神导师。他来南京时,以为叛军会尊他为天王的导师,但实情令他大失所望,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面见洪秀全。未能立即见到天王,原因出于拜见的礼仪,就和当时攻打北京的那场战争背后的叩头问题差不多;天王以下诸王坚持,罗孝全若要拜见天王,就得像其他人一样行跪礼以示恭顺。骄傲的美国浸信会教徒罗孝全拒绝了。诸王最后还是同意他拜见洪秀全,但当他浑身不自在地站在身穿朝服的长排太平天国文武百官后面时,洪仁玕突然当众对他大吼:“罗孝全先生,拜天父!”白胡子罗孝全猝不及防又很尴尬,本能地跪下来,向曾受教于他的洪秀全跪拜。

罗孝全在南京过得并不如意,穿着洪仁玕穿过的破烂旧缎袍,戴着朝帽,四处晃荡。有位访客这样形容那里的朝帽:“用金色硬纸板制成外观可笑的冠冕,裁切成古怪的形状,有时候饰以让我觉得是粗制滥造的人造花,有时则饰以小小的虎形图案。”他自认会当上导师,结果却住在洪仁玕府里,实质上只是个助理。但尽管有种种光怪陆离的事,他还是成为洪仁玕在上海所需要的代言人。叛军在上海没有直接影响力,因此上海洋人所得到有关中国内陆的讯息,大部分来自他们周遭的清朝官员和商人。那些官员实际上忠于朝廷,而上海华商靠着与那些官员精心培养的良好关系,极为富裕,无意改朝换代。在他们眼中,太平天国只会带来破坏。此外,洋人的商业投资——洋人的船和码头、办公场所、银行、仓库、屋宅——这时坐落在清廷控制的安全区内,安全区旁就是叛军所控制的大片领土,而且洋人各自的政府不会准许他们和叛军做买卖。随着港埠生意可能停摆,洋人怪罪于叛军。洋人周遭忠于清廷的中国人警告,太平军若获胜会把港口全都毁掉,而对于这样的警告也没什么证据可以反驳。因此,尽管有些洋人基于道德理由遗憾于那年夏天的战事,在具影响力的洋商圈子里,却有许多人和卜鲁斯一样,认为抵抗太平军入侵是英勇且必要的举动。

罗孝全反此道而行,他将在天京待上一年多,在那里持续投书上海及香港的英文报纸,报道他眼中的南京实情,为太平天国政府的革命潜力不断做见证。投书内容洋溢热情,令人感动。在十一月刊登于香港《陆路纪录报》(Overland Register)的某篇早期投书中,他如此写李秀成:“我不由得喜欢上这个人,他是千中选一的人物!他不只有学问、好相处、和善,还是个王,能力出众的将领,辖有超过十万的部队。”罗孝全代捎忠王的口信给洋商,说叛军(罗孝全使用“革命分子”这个词)其实想和他们通商,因此,洋人为何舍同属基督徒的叛军,而和支持清廷的人做生意?罗孝全写道,太平天国“愿意以即使不是更好也起码一样好的条件通商!他们领土上有通商工具、茶叶和丝”。洋商与叛军的贸易不热络只有一个原因,即洋商所属国家的政府尚未与太平天国缔约。他写道:“英、法国内有人应和,为何不缔约?美国国内有人应和,为何不缔约?……为何不立即与他们签个宽和的条约,给予他们借由武器当之无愧赢得的应有优势,(给予)他们人民基督教?”

紧跟在罗孝全之后,威尔士籍传教士杨格非也于一八六○年十一月不辞艰辛来到天京。前一年夏天与他同到苏州、见识到战争惨状的艾约瑟这次留在上海,因为人不舒服(他太太艾珍认为是上次去时见到的鬼魂招来的不适)。叛军在上海遭攻击——令杨格非个人很惊骇的攻击——后,杨格非担心叛军对洋人可能心怀怨恨。他语带同情地写道:“他们怀着对所有洋人都无比友善的心态前来,却遭我们和我们的法国盟友以令我们国旗蒙羞的方式对待。”他抵达南京时还是受到热情的招待,激动于可在太平天国都城建立新传教基地的机会。他写信给艾约瑟,语气满是乐观。艾珍转述此信的内容,写道:“他谈到南京处处有秩序、健康、平和、幸福,他督促艾先生再想想是否仍不愿和叛军共同努力。”

与罗孝全不同,杨格非尚无久留之意;他的任务是代表上海七十位左右的新教传教士去探个虚实。十二月上旬回到上海时,他带给他们一样好东西:以御用朱砂墨写在黄缎上的天王诏旨,表明欢迎洋传教士在太平天国住下。这是传教士圈子最想要的特许权——英国刚以武力逼迫清廷给予的特许权——而叛军很爽快就给了他们。那似乎更进一步表明,有上帝的手在引导太平天国。杨格非写信给他的传教士同僚说:“我坚信上帝正透过叛军之手根除这地方的偶像崇拜,而且他会借由与外国传教士有往来的他们,扶植基督教,取而代之。”

这段话里的关键句是“与外国传教士有往来”,因为他和基于宗教情怀而支持太平天国的其他人一样深信,叛军目前只是建造基督教中国的基本材料。希望系于干王洪仁玕身上,而非他的族兄天王身上(杨格非深信天王“写的东西像疯子写的”)。只要太平天国的追随者相信天王有神性,只要他们接受他广纳妻妾的作为(杨格非发现,就连洪仁玕这时都有四个老婆,洪仁玕坚称他如果想在太平天国朝廷里有影响力,就得和他族兄一样娶妻纳妾)——只要他们坚守这样的信念和作为,他们就是偏离正道,就只能被视为有亵渎上帝的可能;比起旗帜鲜明反基督教的满人统治者和儒生,他们远更值得寄望,但还不够标准。

此外,杨格非深信,导正叛军的教义不只是洋传教士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是他们的道德义务。诚如他认为的,传教士是这场叛乱的肇因。他们的《圣经》和教诲启发了天王,因此,确保这件事有完满的结果乃是他们的责任。诚如他在几个月前出版的某个宣传小册里所说的:“中国境内的新教传教士!这场叛乱是你们所造成。”杨格非亟盼有机会成为(古怪多变的罗孝全之外)协助洪仁玕以都城为基地打造叛军教义的第一人。但上海的友人劝他再等等。他们提醒他,上海与南京之间尚无直接往来,届时他的传教工作会被隔绝于更大的传教圈之外。他将完全倚赖叛军来维持生活,而没有人知道长江的通商情况会变得如何或这场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有风险。艾约瑟指点他另一条路,要他去额尔金用条约新打开的山东省,拯救当地两千九百万个亟待救赎的灵魂。

最后,杨格非决定至少等到春天,再决定是否要在南京设立常设传教团。但他无疑很清楚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诚如他在那年二月写给伦敦传道会秘书的信中所说的,叛军的胜利和英法联军的入侵北京“已彻底掏空满清政权。它肯定会垮。没有哪个力量撑得住它”。他的口气十足笃定。他写道:“为了平息他们的愚行和暴政所点燃的这场大火,满人很有可能会想把天上的太阳打掉。”

艾约瑟留在上海时,杨格非带了另一人同去南京。他就是容闳,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此前的人生岁月大部分在香港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与西方人为伍。一八五五年学成首次返华,在广州看到清朝官府有计划处死被指控为叛乱分子之人的情景而惊骇莫名。他在过渡期间以茶商为业,但他有政治抱负,这时他跟着杨格非去南京,用他的话说:“为了弄清楚太平天国的特质;他们是否够格成立新政府取代满清王朝。”容闳所关注的东西与宗教的关系较浅,与太平天国以欧洲或美国方式统治中国的能力关系较大。这趟南京之行给了他好印象。他指出他们一行人经苏州前往南京途中,并未遇到官军或叛军的阻挠(在苏州他们看到一些为太平天国效命的欧美军事人员和医生)。他描述途中所见的叛军“通常很有礼貌”,“以体谅且值得赞许”的态度对待农民。他指出,乡间的破坏很容易就给怪在太平军头上,但其实官军在自己战区的行径同样残酷。抵达南京后,容闳先见了他不大看得起的罗孝全,然后在十一月十九日见了洪仁玕,带给洪仁玕有别于传教士所给的另一种讯息。

洪仁玕在香港跟着理雅各宣道时就和容闳相识,两人都出身于广东的贫穷人家,都因为在香港和国外的洋人社群里生活多年而大大改变人生际遇,因而彼此有份莫名的亲近。两人这时也都想用自己的涉外经验来改变中国。洪仁玕开心接待他的旧识,表示希望容闳加入太平天国,与他一起奋斗。容闳未表同意,说他来只是想多认识太平天国,但他的确给了干王七个建议,他认为那是“英国政府与欧洲其他强国强盛之秘钥”。容闳承诺,只要太平天国落实这些现代化措施,他一定会加入他们共同奋斗(他十足自负)。七个建议如下: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之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三、建设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也就是说:建立现代军队、美式(暨基督教)学校,以及工业经济。洪仁玕慨然应允;事实上,这些建议有许多地方和他《资政新篇》里的提议相吻合。但由于其他诸王在别处忙,他无法立即向容闳保证这些建议会施行。他解释,他们得投票表决,需要过半数同意。因此在表决之前,改革之事得先等等(而且在表决通过之后,大概又得等到太平天国真的打赢才行——因为这些建议是已稳固的政府才得以施行的政策,非尚在争夺政权的交战方所能施行)。

但洪仁玕仍希望容闳加入,有了他的加入,肯定有助于得到美国对太平天国的支持。几天后,他遣人送官印和朝服给容闳。容闳婉拒,坚持要等到太平天国确定会施行他的现代化建议才肯当太平天国的官。但他的确说服干王给了他通行证,让他得以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走动。容闳未把用意告诉洪仁玕,但他要通行证不是为了便于更了解太平天国,而是因为他觉得或许能在叛军领土境内,外人无缘进入的深处,买到珍稀的茶叶,转手卖给上海的洋商,赚一笔钱。容闳于十一月底和杨格非一起离开南京,手里拿着通行证,抱着赴原始山中觅茶的梦想,顺江而下返回上海。洪仁玕与容闳就此未再见面。

*  *  *

十二月二日,即容闳与杨格非从南京返抵上海的隔天,率兵攻入北京的额尔金勋爵得意返回上海。任务圆满达成,他一脸喜色;十月下旬,北京西边的丘陵落下北方长冬的头几场雪时,他和恭亲王奕终于批准《中英新约》。新约包含一八五八年额尔金突破大沽要塞侵入天津时初次谈成的所有条款,荦荦大者包括开放新通商口岸、英国船得自由航行长江、传教士得自由传教。新约也定下了中国需付给英国的高额赔偿,以惩罚一八五九年僧格林沁在大沽攻击卜鲁斯舰队和一八六○年九月他劫持巴夏礼诸人之事。法国人也得到类似的特殊权利。

在咸丰帝眼中,前后几场谈判的重点都在阻止洋人入京。“城下之盟,古之所耻,”他如此告诉清廷谈判代表,“至于兵费二百万,倾府岁不足供;即使能供,该夷诛求无厌,又要兵千人入城,其包藏祸心,妇孺皆知。”但列强从此有权在京长驻大使,而事实上,咸丰帝认为因洋人只想要钱,因而重要性居次的赔款,才是对清朝较严重的威胁。英国人原要求四百万两白银,约相当于一百三十万英镑。但逼得英国人靠武力打到北京城门之后,英国人的要求加倍,达八百万两,恭亲王奕别无选择,只能应允。法国人亦要求同样金额。

一八五一年咸丰帝登基时,他所统治的帝国,国库已经空虚。结束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已要清朝赔款,而从未消失的贪污使大笔金钱神不知鬼不觉流出国库(一八四三年,有九百万两银子未有支出记录不翼而飞),更加重财政负担。等到咸丰帝当家时,财政更为恶化。叛乱活动使帝国大片地区不受朝廷管辖,使大运河漕运中断,因而,正常情况下构成国家八成收入的田赋,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征收不到。南方矿工的暴动,切断京城贵金属的供应来源。北方平原区的捻匪横行,使盐的生产停摆,而制盐是政府重要的专卖事业。到了恭亲王同意付给英法总共一千六百万两的赔款时,这笔数目已约略等于国库真正所剩银两的八十倍之多。吊诡的是,清廷用以支付赔款的唯一重要的收入来源,乃是上海与广州两地对外贸易的关税,也就是说英法两国对华贸易的荣枯,已与清廷能否偿付其新债(和英法能否收到债款)密不可分。

在上海,额尔金对于他弟弟于他在北方期间击退叛军之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英国人在上海攻击清廷的敌人太平叛军,同时在北方对清廷动武,此现象的古怪有趣,英国人自己也察觉到(或许卜鲁斯除外)。英国外相罗素勋爵于同一天得悉攻下大沽要塞和在上海攻击太平军之事。伦敦《泰晤士报》一篇透着迷惑的社论,披露了中国局势的吊诡之处。这篇社论写道:“一般来讲,一国人民分裂为两派时,外来入侵势力会倾向于和其中一方合作;但中国的政局类似澳大利亚的动物学,与所有通则背道而驰。”上海一名颇争强好胜的英国军官向一名美国军官解释道:“老哥,我们总是踩着涌浪前进。在北方,清廷是涌浪,但在这里,嘿,你知道吗?叛军是涌浪。所以我们把他们两个都踩在脚下。”但某些人眼中像是可大展身手的东西,在其他人眼中却是大大失算的事情。《纽约时报》认为太平叛军是列强理所当然的盟友,因为“双方殊途同归,都想借由羞辱来重振中国,以及如果可行的话,都想换掉那个偏执而排外的政权”。香港《陆路纪录报》抨击,外国人“在上海犯了一个严重至极的大错”,并表示英国人应支持叛军,因为“叛军领袖的政治信条,从头至尾都显露要在每个重要方面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且其中无一项不该得到关心他国福祉的每个人热切的支持”。

但大家都认为不会再有冲突。条约已经签订,英国似乎已跟清廷和好,而从忠王八月那封信可清楚看出,太平天国对上海仍无敌意。因此,最高峰时多达两万多人的英法侵华部队解散返国。到了十二月底,已有一半的英国部队返回印度和英格兰(这在中国引发传言,说英国人离华是因为母国遭到攻击)。剩下的英国部队大部分驻扎于香港,另有约四千人驻守在可随时出兵北京的天津和大沽,以确保清廷按时赔款。即使在这个时候,都有人抱怨在华北维持这支部队的高昂成本,吃掉它从清廷取得的任何赔款。至于上海,一八六○年底只剩一千两百英军,额尔金甚至认为还可再撤走其中许多人。

额尔金在英租界待了一个月才离华。他在华北的任务已经完成,返国之前,他的最后任务是评估英国与叛军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拜他所签条约之赐,这时长江正式开放英国往来通商,而长江水道大部分控制在叛军手里。对于他弟弟卜鲁斯该年夏天“防守”上海抵御太平军进犯一事,他丝毫不觉欣喜,看到上海城厢烧焦的残迹,他明显流露难过之色。他也听到盛传于上海华人与洋人居住区的一则传言:法军之所以借口要保护上海县城免遭叛军攻击而烧掉城厢,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那块地盖教堂。“法国人看似失去理智的行径背后有其居心,”额尔金在日记里如此写道,“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他们毁了那块地,‘因为那里现在一栋房子都没有’。”

卜鲁斯始终对叛军没有好感,但额尔金勋爵劝他放开心胸,勿心存成见。在写给弟弟卜鲁斯的私人信件中(这时卜鲁斯是英国驻华公使,在天津过冬,等他在北京的住所弄好),额尔金告诉他,清廷和太平天国“虽然一样坏”,但他较看好叛军。从自己在太平天国控制区里的亲身见闻,额尔金觉得叛军展现出“真诚和能力”。而额尔金提醒弟弟,勿答应清廷不与叛军接触的要求,此举或许是在叱责卜鲁斯于太平军进抵上海之前拒拆忠王来信一事。额尔金写道:“绝不可自缚手脚,答应不与长江流域的他们来往,那在原则上不对……实际上不可行。”

时序已入寒冬,没有时间再亲自上行长江探查虚实,但额尔金交代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务必在来春赴天京拜访太平天国,弄清楚英国与叛军是否可能缔结友好关系。额尔金坦承情况很棘手,必须小心应对,因为英国人与太平天国的敌人有条约关系。但他满心认为绝对中立原则将使英国得以在中国内战还在进行时,从与双方阵营的互动中获益。他在写给何伯的私人信函中说道:“自来到这里之后,我比较看好叛军,无论如何,很明显,我们绝不可在这场内战中选边站。”

搞定了与满清的战争,并交代舰队司令何伯务必与太平天国建立关系后,额尔金勋爵的任务圆满达成,随之启程返国。那将是段漫长的海上航程,但也未必不是件幸事;因为就在他离华中途停留于香港时,他就风闻他留在北京的部队,行为受到英国国内批评。返抵国门时,会有许多事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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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太平天国仍积极以武力强化对江苏这个富庶省份的控制。早在一八六○年九月,出身江苏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就指出,叛军控制了上海周边每个县,只有受洋人直接保护、仍未遭叛军拿下的那些县例外(他惴惴不安说道:“暂为完善,日后亦不可恃。”)。一如许多忠于清廷的人士,赵烈文很沮丧。他在日记里写道:“何以鼓励人心?何以恢复疆土?吾辈生此际,诚不知投足之所,言之足为愤叹呜唈!”太平天国利用这种沮丧心情,散播传单动摇那些希望重归清廷统治之人的意志。在苏州附近的吴江城里,有份告示写道:“清朝皇帝为亡国之君,其臣皆亡国之臣。”皇上逃离北京的消息经由口耳相传传到上海时,就连最忠贞不贰的保皇派都惊骇不已,不得不正视清朝覆灭的可能。赵烈文在日记里写道:“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

太平天国掌控了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即涵盖江苏、安徽与浙江三省辐辏之地的江南。在上海所在的江苏省,太平天国控有省城苏州和丹阳、无锡两大城。长江沿岸城市镇江未被叛军攻下,但镇江周遭乡村全已在太平天国手里。在安徽,太平天国控有省城安庆,尽管曾国藩刚在附近驻扎了重兵。在上海南边的浙江省,富庶的商业城市宁波和省城杭州暂时还在清廷手里。太平军解南京之围时,李秀成曾攻打杭州,以引开围南京的清军,破城后在城内烧杀掳掠,但他未攻进杭州城里的满城,匆匆回师南京后也未留下部队驻守。

对于太平军的到来,江南人民既着迷又害怕。在上海西边约一百公里处的常熟县,有人目睹一八六○年秋叛军列队走过镇上,并写下当时所见的情景。太平军官经过时,好奇的镇民从门缝往外瞧,见他们“尽着狐腿马褂,灰鼠披风,红绿五彩,不一而足。马有数百,持枪夹道”。他估计共有一万名太平军通过,并指出他们对镇民毫发无伤。但接下来,在太平军主力部队通过之后,来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恶棍:数百名长毛走在队伍后面,在民宅之间随意走动,敲(已经栓上的)宅门。他们闯入民宅,抢劫、强暴、杀人,抓住壮丁,用他们头上的辫子将他们绑在一块,拖往军队行进的方向。这位惊恐万分的目击者庆幸他们没把镇子也烧掉。高傲的大军渐渐消失于往南的道上,那群恶棍跟着没入远方,许多镇民离家跟着他们走去。有些人是去找被拖走的亲人,有些人急着要赶上太平军部队,以便卖吃的给他们。还有些人只是在那条路上无精打采地晃荡,一路翻拣路过的军队所留下的成堆残渣和垃圾,以便找出值得带回家的东西。

次要部队行径最为恶劣,而跟在主力部队后面那些人的奸淫掳掠,比起抢在破城部队之前入城的那些人的发指暴行,又只是小巫见大巫。在围城数星期或数月而破城后,这些人抢先进城,接着散开到没有防御的乡村,四处为非作歹。这些人一身破烂邋遢,完全不受一两天后城内局势底定才会进城的将领控制,所犯的暴行几乎就完全说明了为何在他们进城之前会有数千人自杀的原因。在浙江省象山县,有位目击者描述了一个新娘遭数十个这类男人轮暴之事。他们把她的新郎开膛剖肚,然后扬长而去,让两人痛苦而死。新郎是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还留着清朝光着前额的发式。同样在浙江省,文人王彝寿记载道:“有剖腹而饮其血者,有剁四肢者,有挖心而食者……种种惨状,笔不忍书。”他们抢女人,强拉少年入伍,训练他们杀人。又有一人记载道,如果清朝官员已逃出城,这批先头部队会杀掉一些害怕的城民,脱掉尸体的衣服换上清朝官员留下的官服,以振奋随后进城的主力部队。

通常情况如下,尽管那并不是很理想:有太平军将领驻在的地方秩序较好。违反天军严格军纪的军人立即遭惩,不予宽贷;头颅挂在木桩上,并在木桩上钉上牌子,警告有意强奸与打劫之人。但是在较管不到的边缘地区,太平军置身于人数更多的城民里,法纪就很薄弱。破城时,随着城市陷落,官军防御瓦解,人性堕落的一面可能尽情展现。得胜的太平军和落败的官军,两者的暴力行径常常无法区分。但一旦大局底定,没有遭官军反攻之虞,情势就由混乱转趋安定。征税,种植作物,派任新官员,颁布法令,有时还撤销法令。前额像叛军一样留起头发。辫子通常没有剪掉(万一官军拿回城市,只要剃掉前额头发,就可恢复清朝发式继续过日子)。

在这类安定区域,两三名“长毛”组成的小队突然出现于太平天国控制薄弱的乡村时,可能会引发当地村民忧虑,家家户户关上大门。但他们大多不会白吃白喝。而且这些叛军自己在外走动时也会担心遭到伏击,尽管心知这类攻击会招来驻扎于一两天步程外的城市守军报复。官军逼近的传言,能减轻想恢复旧生活的乡绅苦闷,但对农民来说那意味着恐怖,意味着又要大乱。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都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再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很少得到好处。

对太平天国治下的老百姓来说,规则通常很清楚,即使有时严格得离谱。这场内战初期,太平天国于湖北以及安庆、南京和扬州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创立太平天国的客家人没有缠足习俗,也基于宗教理由反对这么做)。妇女缠足者,将受剁足之罚。这类严刑峻法或许维持了军纪,但用来禁绝民间习俗就不管用,因为若真的执行,将使很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失去双足(值得一提的,满人入主中国时也试图禁止缠足,终归徒劳)。一八六一年时生活在太平天国控制下之浙江绍兴的王彝寿写道,叛军主将下令,凡是剃掉前额头发如清朝子民发式者,凡抽鸦片者,凡擅拜“妖神”者,特别是拜神佛者,一律砍头。所有禁令中,令这位学者瞠目结舌的是禁抽鸦片令。他以惊讶的口吻写道:“我朝,则自搢绅至卖菜佣无不吸食,贼嗜之尤甚,乃日斩,何为也哉!”中国人和洋人皆认为,禁鸦片是太平天国政府的诸多社会改良运动中,最为人知且显然成效最差的。

面对如此广大的新占领区和众多的乡村人口,有时候太平天国直接与愿意合作的土豪或乡绅谈定协议,让他们自己管理所在区域,以换取对当地的抽税权和他们心照不宣地同意不支持官军夺回该地。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太平天国指派乡官管理收税和征收必要物资(公共工程用的砖、木和劳力),并掌握当地人口动态。清朝完全倚赖有钱地主和功成名就的学者来控制地方,因此,从这点来看,为太平天国效力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了乡村的权力。事实上有许多曾任清朝官员的人和功成名就的学者转投太平天国阵营,成为新体制里的乡官。但也有许多出任乡官之人若非太平天国当家,绝不可能出任这类职务。从现存的乡官名册看,出任乡官的人背景非常多样,包括农夫、佐吏、商人、村中耆老、丝织工、僧侣、豆腐小贩、武师。在苏州附近某县,有位乡官的本职是“赌徒”。在这些新设的官员底下,太平天国还招募本地能干之人充任乡官下属,尤其着重于物色精熟地理、战术、医学、数学、地方习俗和星象算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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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宗教是洪仁玕争取洋人支持的主要凭借,但这个宗教对江南太平天国本土追随者及其子民的吸引力则令人存疑。就连他们的敌人都把“真长毛”(来自两广的最早信徒)和后来投身太平天国的民众分别看待。太平天国的救赎和天启观或许激励了某些人,但叛军也大大依赖控制、稳定和(较穷之人所看重的)课税这些较现实的问题来打动人,针对那些处于社会较上层的人,则祭出驱逐满人、汉人当家的大旗。

除了致力于透过宗教与上海洋人建立密切关系,洪仁玕还在他的王府内费心设计了太平天国一旦推翻满清统治中国所需的新政府。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国诸领袖就试图全面重新分配土地,施行清教徒似的宗教礼俗,结果失败;偏爱维持旧制的人民极力抗拒。但洪仁玕到南京后,致力于在他不切实际的族兄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在中国沿用已久的制度之间找出折中之道,上述政策的施行随之较能考虑到客观情况。也就是说,洪仁玕为中国规划的未来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至少就他在自己王府里建立的小型预备政府来说是如此。

首先,洪仁玕照清廷建制设了朝廷,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理政事。一六○○年代,满人入主中国之前,也仿照明廷设了一模一样的影子政府,事实表明那是满人进入北京后能够得到汉人接受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那不言而喻地预示了不管他们如何统治中国,都不会改变政府官僚组织的基本结构。洪仁玕版的六部,人员配置只勉强够用,而且办公处所只有他王府里的几间房间(就在罗孝全所住房间的楼下),但那反映了类似的意图。

太平天国也开科取士。从某个角度来说,整部太平叛乱史或许可以说是肇因于一名科考失意之人屡试不第的怨气。但南京的叛军政府认同既有的科举制度是选取忠贞官员的极有效管道,中国读书人都希望透过科举来得到肯定。因此,在太平天国,一如在清朝,才干高低靠考试来评定,只是这时是以《圣经》而非儒家典籍为基本考试内容。太平天国控制区里忠于清廷的学者,常嘲笑太平天国考试的基督教内容;苏州附近有位不得不在科考时以“进贡天父”为题作文的学者,对于太平天国所赋予的“天”字新解大感困惑。交出试卷后,他低声向考官说:“吾解夫今日之天,何以异于昔日之天也。”考官微笑,撕掉那人的文章,不发一语。有些人则根本不愿应试,称那些应试者无耻(和一六四○年代满人开始以科考取士时,忠于明朝的汉人对这类人的耻笑如出一辙)。但忠于清朝的人不愿参加太平天国的科考,给了其他人上榜的机会,于是新科考的竞争程度远不如旧科考激烈。就一八六一年四月在苏州附近举行的地区级考试来说,应考的青年学子上榜率达四成或五成。就清朝的科举来说,上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欢天喜地的中第者得到现金奖金,还有新学位和进一步参加苏州省级考试与南京全国性考试的权利。

洪仁玕抵达天京后不久,就掌管太平天国的科考事宜,并开始修改科考。有些改变属次要(例如他对秀才和举人之类名称的改变甚微)。但有些改变影响就深远得多。太平天国最初的科考只考《圣经》,因此中国境内许多人认为叛军已罢孔子,改尊耶稣基督。一八五四年,曾国藩发檄讨伐太平天国时,就拿这点来争取国人对湘军的支持,称讨伐太平天国是为拯救儒家文明。但到了一八六一年初,太平天国科考奉洪仁玕的指示,也开始将中国古代典籍纳入考试内容。在洪仁玕主政下,孔子在太平天国将有一席之地。由这项改变也可看出洪仁玕在南京的影响力。

因此,一八六一年春的地区级考试,作文题目除了有出自宗教教义的,还有出自《论语》的。该年考试题目的全文今已不存,但有人在日记里记载了作文提示。作文题目所选取的古文段落,犹如对太平天国欲从战争废墟创建新国家的宏图大业泼了一大盆冷水。这段文字出自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洪仁玕带头撰写太平天国的政治宣传文章,并用他王府内的西式铅字印刷机大量印制出版,其中有些出版品重述他的工业化信念:铁路、机械化武器、汽船和电报的重要,创立全国性报纸的需要。印刷机本身(原造于广州)是极新奇之物,而他底下的印刷工很快就掌握洋人的活字印刷术。他的下属包括天京里一部分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士,某位访客指出,这些人是天京里最不热衷于宗教的人士。其中一人甚至私下告诉这位访客,他不相信洪秀全的异梦。从干王府发出去的出版品,除了有以天王异梦为基础而符合政治正确的宗教宣传品,还有许多以较世俗性的诉求来打动那些对神学丝毫不感兴趣者的刊物。这些文件占了战争最后几年太平天国宣传品的最大宗,而从它们的内容来看,这场内战不像是不同宗教间的斗争,比较像是不同种族间的战争——满怀历史积怨和种族灭绝之恨的汉人向满人发起的战争。

有份出版品名为《英杰归真》,叙述了清朝一名汉人大臣改投叛军阵营的故事。它以记叙文的形式呈现,描述此人与干王的谈话,干王于交谈间纠正他对太平天国信仰的误解。《英杰归真》最主要的在于以血脉同根的民族之情争取支持,以清朝掌权的精英分子为诉求对象。这位大臣是汉人,但其家族成员在清朝历任高官。他义正词严说道:“我实华人。”他不再为清朝效力,乃是因为清朝就快垮台,他转投太平天国,乃是因为他开始理解到他出身的官宦世家长久以来自认为在清朝治下位高权重,其实只是满人的奴隶。洪仁玕欢迎他的弃暗投明,并引述族兄洪秀全对他说过的话:“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清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这位大臣理解到太平天国其实是将汉人救离满人宰制的救星。他说,洪仁玕的一番话“如迅雷之贯耳,痴梦之初醒”。

根据这份宣传小册,太平天国完全不是革命政权,而是信守传统的本土政权,承继过去汉人抵抗外族征服的遗风。洪仁玕将太平天国与忠于明朝的汉人、遭满人北方先祖金人征服的北宋相提并论。一如过去曾有这么多汉人为抵御外族入侵中国而捐躯,如今太平天国将带领汉人打破满人是得天命之中国统治者的假象。他甚至搬出北宋五大学者,即创立理学的朱熹、张载、周敦颐、程颢与程颐两兄弟。理学是曾国藩一生信奉的儒家学派,这五大学者的思想体系,正是曾国藩以生命为赌注誓死捍卫之文明的核心,但在洪仁玕笔下,他们被用来提醒世人为何汉人必须反满。他指出,这类大学者只在宋明之类由汉人当家做主的王朝出现。在清朝之类异族王朝治下,汉人遭奴役,汉人文明受打击而式微。那位大臣又说,洪仁玕一席话把他猛然震醒。他告诉洪仁玕:“如冷水浇头,热炭焚心。”

在《英杰归真》里,洪仁玕向那位大臣耐心解释,太平天国想废除的只有偶像崇拜一事,借此反驳太平天国想消灭儒家文明的指控。他们欢迎孔子的著作,孔子的哲学仍是太平天国所欲建造之社会的中心思想;问题只在于中国人受到腐化,把圣贤摆在孔庙里当假神来拜,孔庙必须摧毁。他写道,中国文人应“遵孔孟之仁义道德”,但那不表示他们该用“牲礼敬孔孟”。洪仁玕解释,智能、知识、成功是天所赐,而非人所赐。“既死圣贤如何能与人以功名聪明乎?”人该读、该尊敬孔孟的著作,但不该把他们与上帝混为一谈。

因此,洪仁玕争取支持的诉求不只建立在宗教上,还建立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更久远中国历史间的和谐上。那是与曾国藩的基础架构打对台的另一个基础架构——不是儒家对抗基督教,而是汉人对抗满人。诚如洪仁玕所说的,这场内战的中心思想是解放汉人。那是很有力的诉求,其锁定的宣说对象正是曾国藩赖以得到支持的有钱乡绅和文人士子。他致力于设计能承继既有官僚组织的政府,试图借由将儒家典籍纳入考试内容来扩大太平天国科考的吸引力,因此,洪仁玕所构想的未来是平稳转变、可长可久、保住传统的未来。但尽管他如此用心,尽管他的下属才干不凡,他在太平天国朝廷里却觉人单势孤。他受到族兄洪秀全的信任,被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置,但其他诸王偶尔会扯他的后腿。他抱怨道,那些从一开始便跟着洪秀全打天下的人,自认是“开国的功臣”。他们较不关心未来,较不关心如何赢得民心或统一太平天国政府。他写道,他们“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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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