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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民国先生学养,今日谁担“老师”重荷?

西北孤莲2018-11-08 16:08:02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出现在先秦时期,老庄(老子、庄子)、孔孟、杨墨(杨朱,墨翟)、孙韩(孙子、韩非子)......卓然颖脱。

此后千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文化日渐杂陈,

至宋明时期,程朱(程颢、程颐兄弟、朱熹)、陆王(陆九渊、王守仁)......

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兴“理”、“心”之学,诸子百家再现风云际会的盛况。

第三次为近代,晚清以来,中国遭列强凌侵,天下骚然、伏莽遍地,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

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他们不仅学贯东西、各自立说,

而且凭其学养、本其良知、殚精积思、传道受业,

在那个沉重的黑暗中,给民族以生机与希望,也给今天的我们以营养与独照!


蔡元培先生(1868.11~1940.3.5)

绍兴山阴人;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0年至1930年,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之前,北大还是一个充满官僚和贵族气的“皇家大学”。

据说当年北京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最欢迎“两院一堂”的顾客,其中,“一堂”指的就所谓“京师大学堂”的北大。

而蔡元培上任后,便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办校箴言开北大之新风。

一时间,校园内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巨星云集,同席笑谈,盛况空前。

有拖着长辫子,认为一夫多妻制就像“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的辜鸿铭;

有“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

也有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新白话运动干将刘半农,从哥伦比亚大学归国的哲学博士胡适;

以至鲁迅、徐悲鸿、李大钊、钱玄同......

“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

而对待学生,蔡元培也是倍加关爱。

当年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到北大报到时看见公告,说新生报到,定要交一份由现任在京做官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他十分气愤,直接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道:

“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学校却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令我大失所望。”

并表示若一定要交保证书,就坚决退学。

可马兆北万万没想到蔡元培真会回信,而且是亲笔:

“马兆北先生......”

信的开头就极其恭敬,蔡元培在信中不仅详细解释了学校有此规定的原因,并在最后写道:

“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1919年,北大受到北洋政府空前的政治高压,

而蔡元培先生的“正心”、“诚意”从来就不是沽名钓誉,

他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道: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说罢,挂冠而去。

张伯苓先生(1876.4.5~1951.2.23)

生于天津;

1904年,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称“敬业学堂”;

1907年,在天津城南部的开洼地,即“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

1917年,创办南开大学。

“先生,为什么要我们练习演讲?”

有一天,课堂上,一个学生问张伯苓。

那时的张伯苓,刚刚从海军离职,回到天津执教家馆。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痛矫时弊,育才救国”。

“教”的虽是一个人,但“育”的是千万人,所以他回答提问的学生说:

“须借此练习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

学生们听罢,明白了先生的苦心。

张伯苓希望南开能够催塑具有“完全人格” ,能“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新人才。

所以,当1919年,他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后,更加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抽烟抽得手指都被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学生:

“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

没想到那同学倒打一耙,说:

“先生您自己吸烟就对身体没害处吗?”

张伯苓歉意地笑了,正因为他自己也吸烟,所以知道它的利害,希望年轻的学子不要养成这一恶习。

但那天反而被将了一军,“也罢!”

于是,张伯苓召集全体师生,并让助手把自己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烧毁,还折断了自己心爱的烟袋杆,

他对学生们说:

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

于是,终其一生再未碰烟。

当年,蒋介石十分器重张伯苓,“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被夷为平地,蒋介石遂发一封电报给张伯苓,言:

“有中国就有南开!”

张伯苓虽然深受感动,但对国民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弊政看得明白,终未随蒋介石去台湾。

然而,解放后,他却因曾担任了三个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而饱受诟病。

不仅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南开学系“捐”给国家,还被剥夺了校内一切职务。

1950年,南开中学校庆,校方竟提前派人对张伯苓的儿子交代:

“不要让张伯苓来参加校庆。”

校庆那天清晨,雨雾菲菲,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出门,儿子却讪讪地对他说:

“下雨了,爸~~~您别去了,他们~~~也不欢迎您~~~”

张伯苓懂了,他缓缓脱下雨衣,眼神黯然得如同死灰。

几个月后,张伯苓先生就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亲人们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

确实,有中国就有南开,但南开却没了张伯苓。

梅贻琦先生(1889.12.29~1962.5.19)

天津人;

1904年入南开中学第一期学习;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学硕士学位;

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

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解放前赴台湾,终至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

有必要先讲下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留学”,

其始于国殇,却是在国殇的烂泥里生出的一朵意想不到的莲花。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遁逃西安,圆明园付之一炬,史称“庚子之乱”。

次年,李鸿章与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这就是“庚子赔款”。

7年后,美国政府决定退回“庚子赔款”中多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拟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实是意欲控制中国未来顶级人才的长计。」

于是这笔钱的一部分被用于创办了“清华学堂”,剩余部分则先后资助了三批共一百多名赴美留学生。

其中不乏时代巨星,比如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

梅贻琦当年考取了首批“庚子赔款留学生”第六名,毕业回国入清华教席,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

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左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南迁,辗转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那期间,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各路“神仙”都想把子女送到这所学校读书。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想把女儿龙国璧转至该校。

结果,出乎他意料,自己的女儿居然没有被录取。

据说当时龙云有些气急败坏,因为在联大创立时,他没少帮忙,而梅贻琦居然这么薄情寡义,一点也不给他这个“云南皇帝”面子。

于是,便打算派自己的秘书长去梅贻琦处理论,而那个秘书长却踌躇不动,

龙云就更火了,叱咤道:

“还愣着干吗?赶紧给我去问问那个姓梅的!”

秘书长只好嗫嚅地说:

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

闻听此言,龙云顿时愕然失语。

不过,龙云并未死心,亲自登门拜访梅贻琦希望能够通融。

但梅贻琦尽管对他礼敬有佳,但终未答应,最后安排校内老师为龙云的女儿补课,以便明年再考。

对学生如此,对同事梅贻琦亦不通私情。

抗战前,清华大学的总务处长是位颇有名望的“海龟”,办事干练,梅贻琦十分倚重他。

一日,这位总务长请求梅贻琦给他颁发个教授聘书,为的是给自己镀金。

但梅贻琦掌管清华以来,一直坚持将一线的教员与行政人员严格划分的治校理念,

这个举手之劳的顺水人情,他就是活生生得不给,以至该教务总长与他撕破脸皮,拂袖而去。

人要正道直行,说得容易,其实绝难做到。特别是有权的人,倘真能不以权谋私,那是“铁汉”。

然而,

自古铁汉,都难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厄运,梅贻琦岂能不知,

但他究竟还是“以身试法”了,用钱钟书的那句话说就是:

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

陶行知先生(1891.10.18~1946.7.25)

安徽歙县人;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转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

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

1927年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不仅体现在他提出的: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更体现在他对学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法。

当年,他在重庆日军大轰炸时期办育才学校。

有一次,看见一个叫王友的孩子,用土块砸同学,就赶忙上前制止,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

放学后,陶行知去外面办事,回来晚些,看到王友正等在校长室门口。

他把王友引进校长室,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和蔼地说:

“因为你按时来了,我迟到了,所以这是我奖励给你的。”

王友还没弄明白,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放在他手里,

“这也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马上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

王友刚接过糖,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变”出一块糖来,

说他调查过了,王友之所以打同学,是因为那个同学不守游戏规则,还欺负女生,

“这说明你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所以再奖励你一块。”

现在王友已经得到三块糖了,他捧着糖当时就哭了:

“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打人。”

陶行知听了好高兴,又掏出一块糖,说道:

“你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奖励你一块。”

然后,他拍拍兜,说:

糖没了,咱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陶行知先生不仅善于启发学子们思考,更强调“教、学、做的合一”,

在他看来“行是知之始”,所以他早年先是把自己的名字从“陶文浚”改为“陶知行”,再改为“陶行知”,

因为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

他在晓庄办学时,没有桌椅,同学们只能各自从家带凳子来上课。

不久学校请来一位木匠,木匠手脚麻利,闷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

陶行知见木匠师傅满头是汗,就给他端来一杯水,说道:

“师傅,我们请你来不是做凳子的呀~~~”

木匠有点蒙了:“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啥?我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木匠更摸不着头脑了。

陶行知亲切地说:

“没关系,你不认字我们教你。可我们不会做木匠,也得拜你为师。我第一个向你学。”

说着,便挽起袖子,拿起了一把锯子......

第二天,全体老师和学生聚集起来和“木匠先生”学做凳子,有孩子嘟囔:

“我是来学认字的,不是来学做凳子的。”

陶行知笑笑,说:

“我给大家念首诗听听:

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孩子们都乐了,从此以后,学校的桌椅、甚至教学仪器都是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动手制作。

谈到教育的本质,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今日读来,这话仍有一抹泥土般朴拙的芬芳。

清代诗人黄景仁有诗云: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今夜已非昨夜,然仰望历史的星空,民国的一隅仍巨星辉映,光彩夺目。

那虽是一个天下大乱、国无宁日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思想的时代,一个雅洁的时代。

那些巨星,闪烁着,穿透历史的迷雾,洞明沉重的黑暗,给予我们日渐枯燥的生命以润籍和甘露。

如有晚辈诸师,能读懂先生的学养、风骨、胆识与气节,

克己修身,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即使功底不及先生们沉厚,思想不及先生们宏旷,仍可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学子一声“老师”的重荷。

回望民国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者,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康宁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民国先生们具有可敬的共同特质。他们都有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对西方民主科学感同身受;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勇于为国传承与担当,培养具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其所有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享受到美好和尊重。

  先生们都有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在灾难深重的社会里,他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对学生后辈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毫不吝啬提供经世学问之坐标以及人格营养。如胡适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他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梁漱溟迂阔、率直、狂妄、不通世故,被视为“怪人”。他的名言“在人格上不轻易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发人深省,他的自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为对儒家思想的保护和坚守掷地有声。

  他们都有关爱平民的悲悯情怀。陶行知投身平民教育,希望“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创建的晓庄师范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出一片崭新天地;梁漱溟生在北京城,却一度决意过农村生活,在河南、山东等地长期从事乡村建设;晏阳初埋头乡村70年发展平民教育,推行“定县实验”理论和经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期间将实验视线投向更多需要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尼等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作出了卓越贡献,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他们又各自具有卓尔不群的个性特征。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震旦公学、复旦公学的创建人马相伯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他一生前30年献给了宗教,中间30年致力于政治,后40年为教育呕心沥血,他自称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包括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的南开系列学校,并种下中国人的奥运梦;持有“大师论”的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战时期他掌舵西南联大,创造了战争中多年弦歌不辍的奇迹;气象学家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抗战烽火中他让一所辗转流落贵州的地方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其学问被评价为“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先生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宛如顽强的灯塔,照亮一方山河!回应着千年前范仲淹的浩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老照片 民国最知名十大先生一睹为快


民国是新时代和旧时代交替的时代。打破了封建时代枷锁,民国的人们开始追求自己独特的个性,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时代人物引领。民国人儿每个人的风骨、教养、性格都不一样,民国人有一种独特的精气神。

尤其是民国的先生,他们追求活得美、活得有趣、活得漂亮、活得有价值。既便在黑白的老照片中,仍可望见民国先生曾经的风骨。

鲁迅:“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先生真名士

梁启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引领了戊戌变法等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文化开端是他建立起来。”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七岁。


钱锺书先生说过:“目光放远 ,万事皆悲。”可见他那自嘲自乐的心态,很像我们现代青年。钱钟书先生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


林语堂先生说过:“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所以他把精力都在吃的上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吃货。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

沈从文先生的名言是:“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先生一生历经波折,1988年5月10日下午,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胡适先生一生就是一个破坏者的身份,他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先生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先生对于人生的乐观。就像他说的一样:“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蔡元培先生一生是一个建立者的身份,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先生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史学家,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评价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他的教育理论和主张,对中国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是和先生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的大学,应该就是这样,而不是校园有多大,建筑有多少,有真正的大师,才是大学。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最后来一张先生们合照,猜猜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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