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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滇西鱼米乡

永胜人文群落2019-03-14 14:06:39

三川,滇西鱼米乡

                     木祥

 






秋天,整个三川坝子的谷子都黄了。四面的山,颜色却还很绿。金色的稻浪,轻打着绿色的山冈。村庄象大海中的小岛,被流金一样的色彩簇拥着,包围着。整个坝子里,每一寸土地上,所有的色彩和气息都充满收获前的凝重,丰收了的喜悦。

这个秋天,我驾车从永胜小镇去丽江,经过三川坝。三川坝的秋色吸引着我,在蜿蜒的公路上,我看见大雁队伍整整齐齐,它们从容不迫地飞过湛蓝的天空。公路两边,开满了山菊花,山下漂浮着轻云薄雾……在三川迷人的秋色中,在沉甸甸的丰收季节里,我充满了激情和畅想。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同时心里充满了诗意……

 

1

我出生在这个叫作“三川”的鱼米之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许多出生在这个坝子里的人一样,现在又居住在了丽江。其实,三川和丽江古城自古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旧社会,三川成千上万匹牲口组成的马帮,主要的运输活动就是在丽江古城。记得我在写《丽江马帮》的时候,曾经在丽江古城采访,古城的老人这样对我说:过去,三川马帮在丽江古城活动异常活跃,丽江古城的每个马店,都住着三川的马帮,古城的街道上,都是做生意的三川人。他们从三川驮来大米,鱼肉,鸡蛋鸭蛋,红糖,土碱,草席 又从古城里把布匹、盐和杂货驮到三川。

丽江街上销售的大米,大多是从三川由马帮驮去的。

是的,三川十万亩良田,每一寸土地上,只要栽上稻谷就会丰收。据统计,当年的丽江地区,即使四个县都不生产粮食,三川生产的大米就足够供应。就因为三川是滇西的鱼米之乡,早在明末清初,丽江木土司就曾经把领地扩充到了永胜三川,在三川发展粮食生产。三川北边有一个村,现在叫睦科,过去的名称是“木科”(引自《永胜县志》)。“木”,就界定了是在丽江木土司的管辖区域内。木土司跨过金沙江,到永胜三川来发展地盘,除了战略防卫上的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保证丽江古城的粮食供应。丽江海拔高,不利于水稻生产,要让丽江古城的军民吃上大米,到离丽江最近的三川发展是最好的途径。所以,当时的木科,就成了木土司最重要的稻谷生产基地,每年生产的稻谷,晒干扬净以后,用马帮运到丽江古城。丰收的年成,也在睦科储备一部份大米。现在,睦科村还有一个小地名叫“官仓”,原因就是修了木土司储备粮食的仓库,意为“官家的仓库”,因此而得名“官仓”。

 

2

三川坝还是永胜县城,四川内陆通往丽江古城的古驿道。丽江、西藏、迪庆的马帮到四川内陆去,三川是主要捷径。现在的“丽永公路”,就修在三川坝子的东山脚下。从丽江到四川去,(过去到泸沽湖去也是必经之路),从丽江出发,所经的第一个坝子就是三川。我问过许多到过丽江的朋友,过去他们去泸沽湖,经过“丽永公路”,都知道有“三川”这样一个秀美的坝子。这让我激动不己。同样,在旧社会,四川的马帮,永胜的马帮到丽江到西藏和中甸去,三川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一个驿站。因此,三川也就成了丽江最重要的茶马古道。坝子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除了有自己的马帮,还驻扎过数不清的过往马帮。整个坝子里,都有马帮的故事。

我在三川里出生,在三川里长大,但我在二十岁以前,却从来没有走出过三川。一个小小的坝子,二十年都没有跨越出一步!走出这个坝子,似乎只是马帮们的事。后来,我移居到县城的小镇里,很多时候我都开着汽车在“丽永公路”上跑,随时都有机会经过三川,到丽江古城去,到迪庆或更远的地方去。我从永胜小镇出发,不远就出了小城的坝子。车过关丫口,然后随公路蜿蜒而下,在路上,透过车窗,鸟瞰三川景色。在盘旋蜿蜒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坝子的每一个角落,欣赏三川这个美丽的坝子。三川的景色,随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种田园之美,自然之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村庄、庄稼、炊烟带来的美丽,这种真正属于自然的美丽让我浮想联翩。

我想起这里被称之为“西关远眺”。光绪《永北直隶厅志》载文赞美此景:“双峰插天,一关扼要,每一登临,众山皆小。三川之秀壤芳畴频来眼底,五约之壶峰笔岫俱列胸前。而且左顾虹桥,右盼狮岭,仰视雪山一揽无遗。”在这“西关”,我们经常看到过往的旅客在公路上停下车来摄影,拍照,赞叹坝子的美丽。三川,能让从四川和泸沽湖回来的旅客留步,看一看路边的花朵,远处的村庄,闻一闻青草气息,田园气息。

站在公路的高处往坝子里看,三川坝南北长有20公里左右,东西宽3公里左右。坝子四边,都是起伏的群山,山上偶尔有两个小山寨,寨子的瓦房和草房上冒着淡淡的炊烟。四周的山上,有绿色的树和草,还有红色的泥土。坝子里大大小小的村庄星落棋布,村子被庄稼包围着,翠竹和树木环绕着村子,小河沿着村子边流淌。小河有三条,中泥河,桥头河,板山河。三条河流过整个坝子,三条河养育了三川人。三川人对这三条河感恩不尽,为了报答这三条河的养育之恩,坝子也取名“三川”。当然,三川这个地名,也有和四川嫓美的意思。

据说,三川这个地名,还是出自一些四川马帮的口中。远在清朝初期,从四川远道而来的马帮经过三川,他们的马匹驮着丝绸、杂货,陶器到丽江古城去。这些马帮走到了三川南山坡上,看着三川坝子一下子惊叫起来:“这个地方啷个象我们四川呢?!”马帮们有点怀疑自己已经重新踏上了四川的故土了,细一看,细一想,路一点也没有走错。住到了三川的马店里,他们一再说三川丰富的物产,三川肥沃的土地和迷人的庄稼一点也不比四川差。四川的马帮又有点不甘心云南有象四川一样的坝子,就压低一个数说:“这个地方应该叫‘三川’才对”。这些马帮的话从马店传开去,久而久之,三川就因此而得名。

 

3

有名的还有坝子里的一个集镇——金官镇。在云南,在丽江,在滇西,像金官古镇这样建得早的街道还不多。据《永胜县志》记载,金官古镇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建街也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金官建街,是在“洪武调卫”后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南兵西调,我们就难于想象金官古镇又是什么一个街道。是年,“洪武调卫”军官金鸣时带部队居此,金鸣时就是当地最大的官,所以地名也就取为“金官”。他们在金官有戌边的职责,但也开荒屯田,发展经济。几年下来,金官的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地军民就先自发地赶起街来了。金鸣时为了规范镇上的赶街时间和地点,就发布安民告示,在金官设立集市贸易,每五天赶集一次,并在金官按统一的规划建设街道。街的建设,也是中原样式,又具有云南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

金官古镇上的人,到现在为止都还保持着许多的湖南特点。镇上的老奶奶头上戴高包头,当地人称“首巾”。“首巾”要结婚后的女子才戴,未结婚的女孩子戴帽子或留长发。留长发不戴帽子者,当地人称“打凉头”。成年妇女戴的“首巾”为黑色布料做成,用一块黑布,折成细细的皱折,然后再缝好两头,象一片圆形的荷叶,戴在头上。妇女还系宽腰带,长围裙。有时候,围裙卷起来,还可以在里面放上东西,这时候,围裙就叫做“衣兜”。年轻女子的围裙,又是挑花绣朵的飘带,系在腰上,别有一番韵味。镇上的人说话更有特色,把“我”称为“爹”,说“我们”,要说成“爹们”。我用“爹”来代替,是金官古镇非常流行的口头语,甚至在整个三川坝子里也能通行。他们说医院为“医万”,街为“该”,鞋为“孩”,说衬裤是 “小衣”,月亮为“太阴”,太阳称“热头”,石头为“牛子”等等,这都和湖南口音相通。这里称呼男性同辈人叫“老表”,好象是叫同志一样,绝对不会叫错。有人说金官人叫谁都是老表,就笑话说:“你们是江西老表还是湖广老表。”其实,金官人的祖先,正是从湖南和江西迁到三川来的,只是在六百年间,没有人过多地提起这件事而己。

金官古镇建起街来,就成了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金官古镇位于丽江“三川”坝子的中心地带,同时,它作为三川最大集贸市场,也就成了三川人和丽江赶马人心里的中心。短短几年,金官古镇就成了丽江最大的集贸市场,后来曾经是云南省八大农贸市场之一。在旧社会,金官古镇的名气比现在还要大。整个滇西,知道丽江古城的人,就知道永胜有个金官古镇。丽江古城的人吃的是从金官街上驮到丽江的大米、火煺、鸭蛋、红糖、垫的是翠湖的席草编织的草席,他们常常讲述金官马帮的故事。金官古镇的人也向往着玉龙雪山下的那座古城,古城的民族风情,丰富的纳西文化吸引着金官古镇的人。金官古镇和丽江古城相隔不远,现在只是两小时的车,过去是三天的马路。三天的马路,赶马人不觉得遥远。

金官古镇过去还是丽江马帮最大的集散地之一。外省的马帮,丽江的马帮,金官本地的马帮,都喜欢到古镇上住店或备货。金官古镇是三川的中心集市,街上不但有大米、小麦、蚕豆、玉米、黄豆等等一些亚热带粮食作物,而且还有蚕丝,红糖,土碱,三川火腿,鸡蛋鸭蛋这样一些土特产品。金官街上有的东西,丽江没有。金官街上没有的东西,马帮们从丽江驮来。像食盐,布匹,药品等等物资,就是靠马帮从丽江古城驮到街上来的。金官街赶集的人最多,坝子四周山上,居住着大村小寨十里八乡,十多万人,他们每个街都要到金官来,卖他们的农副产品,买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所以,这条街上的东西最好销,有人说,在金官街上,连狗屎都能卖掉,意思是说,到了金官街上,就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从这样一句乡村土语里,可想而知,金官街的市场之好。

因此,就有很多的商人到金官来做生意。这里自古就有四川人,浙江人,江苏人 来卖东西买东西,把钱赚了回去,也把钱消耗在金官街上。到了街天,这里的赶街人是人山人海。一条不起眼的街上,赶街的人一个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走在街上,你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有时候被挤得脚都不能着地,让人拥着走。到了冬天,是乡下农闲的日子,赶街的人更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节年关,每天到街上的人有三四万之多,金官街上的每一条巷子里,到处都挤着人。我们无法描述金官古镇上的这种赶街奇观,很难说清金官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赶街现象。

我还没有二十岁的时候,就常在金官古镇上做生意。我常去联系生意的一家人姓范,人们都叫他老范。老范是一个老马帮,他的儿子曾和我一起怒江修公路。老范家住在古镇的中街,门口有一口老井。也不知这井是什么时候修的了,井口是四方的,不像别处的井,井口是圆形的。整个三川坝的人,还有街上的人都叫这井为“四方井”。四方井边上有一棵大榕树,一年四季枝繁叶茂。井水很旺盛,整条街上的人,都吃这井里的水。

老范是四川人,赶马的时候在金官古镇安家了。老范有一只眼睛瞎了,他说是赶马的时候被牲口踢瞎了的。老范眼睛不好,但算账很清楚,我和他每做一次生意,他都没有吃过一次亏,当然,我觉得他也没有让我吃过亏。我和老范家做生意,都是由我到山上去趸山货,由老范家在街上零卖。我也知道把货拿给老范去销,在价格上要便宜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去街头上卖,却还卖不到老范给我的价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感谢老范,是他教会我了生意,教会我了生活。

在四方井旁边,有一个开小店的老人,人们都知道他姓万,叫他万老板。我到老范家的时候,常到他的铺子里去买一盒烟,一包火柴什么的。万老板旧社会也是马帮,听口音好像是外地人。我问老范,万老板是哪里人,老范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老范只说万老板从年轻时候赶马,一直赶到解放前夕。万老板解放前是帮人家赶马,整年都在路上,无田无地。解放后土地改革,万老板成了小商贩阶层,属于供销合作社管理,于是就到街上来开店。一条街上的人都叫他“社干”,“社干”的意思是:合作社的干部。合作社的干部,那几年是十分吃香的人物。那时候,买茶叶,买肥皂都得凭证供应,可想而知,“社干”手里的权力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万老板开店的那几年,也和赶马的时候一样风光。

万老板赶马的时候就常在街上做生意,知道街上的行情,也和街上的生意人熟悉,到街上做生意,也就得心应手。万老板赶马时候娶不到媳妇,到了开小店时,却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女人。一条街头上的人,都说万老板有艳福,他赶牲口的时候,在赶马路上就有相好,到了老了,却又娶到了年轻漂亮的女人。这真让人羡慕而又妒忌。可惜老板万比媳妇死得早,万老板死的时候,媳妇才五十来岁。万老板怕媳妇难渡他死后的寂寞的日子,死前就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一部份,为媳妇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街上有自行车的人相当少)。媳妇学了半年才把自行车学会,整天骑着在三川坝子里乱跑,在三川坝的马路上打发着寂寞的时光。老板万的媳妇会骑自行车,但不会摇车铃(可能是骑车不熟悉,来不及摇),车行在路上,老远喊着过路人:“妹妹——让车让车”或者喊:“哥哥——让车”。现在,年纪稍大的三川人和金官街上的人,都还记得有老万这个老马帮,有一个骑自行车喊人让车的老太太。

四方井往下的横街上,还有一个小食馆。食馆也是供销社开的,想不到,做厨师的,也是一个老马帮,叫杨德贵。老杨人瘦瘦的,嘴里经常刁着一支香烟,系着一条蓝布长衫,胸口上用白广告颜料写着“供销社006”几个字。那时候,到食馆里吃得起饭的人不多,整条街一个食馆,却还清清淡淡的。金官街上的人,有了点钱,偶尔也吃食馆,但饭自己家做,肉到食馆里端。老杨的肉,都是一次炒好,放在一个搪瓷盆里。买肉的人,可以买一盘,也可以买半盘。我记得,一盘是四毛钱,半盘只收两毛,相当适惠。

我小时候到街上去,喜欢到小食馆门口去东瞄瞄西瞄瞄。那时候在村子里玩得没有意思了,就到金官街上去,街上的每一个门市部里的东西都被看过无数遍。到街上去,手里一分钱也没有,到街上去只是去看热闹。到小食馆去瞄,也是上街的一个内容。我想起,那时候吃食馆的,多数是一些赶马人,赶马车的人。赶马人,把牲口吊在食馆门口的电线杆上,再把饲料口袋套在牲口的头上,一匹牲口一个小口袋,让它们慢慢地吃,自己就放心地进了食馆。赶马车的人,把车赶到食馆门口,停好车,喂好牲口,也坐进了食馆里边。

我很羡慕那些赶马车的,头戴一顶大理产的细白草帽,草帽顶上还缀着花,草帽下面,拴着蓝色的,白色的好几条带子。老杨和马帮们熟悉,声音很大地招呼着马帮们,他嘴上的那支烟,和人打招呼时也不取下来,在嘴边上一抖一抖的。很多时候,马帮们要老杨也来喝一杯酒,生意闲下来,老杨也赔着喝一杯。马帮们喝了酒,话比较多,小食馆里像演戏一样,非常有意思。

在金官古镇上,老的赶马人,我大多不认识,年轻的赶马人中,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王国贵,街上人都叫他“老贵”。老贵家父亲也是赶马人,所以,老贵从小就帮父亲喂马,放马。久而久之,老贵就一心只想着赶马,书也不想读。他家里的人说,是老贵的父亲把老贵给害了,从小就让他喂马放马,就和马感情深厚起来了。老贵成绩不好,考学考不上,补习没有心思,没有办法,家时就只好遂了老贵的心愿,让老贵赶起了牲口。当时是帮生产队赶马,苦工分。可是,赶马没几年,到了1983年,包产到户了,老贵就买下了他赶的那两匹牲口,自己经营起来了。靠山吃山,靠街吃街。老贵赶马,不再只苦工分,而是做生意,驮菜卖,驮米卖,驮洒卖,什么找钱驮什么,天天都有钱进。积蓄了一点钱,老贵就又卖了马,换了一辆手扶拖拉机。那时候,政策才开放,好些人都还没有转过弯来,连我都对他买拖拉机的事有一些怀疑,怀疑他干的事是否符合政策。老贵却把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白天出去拉货,一到晚上就在打扮他的拖拉机。他的拖拉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车身车头擦得干干净净,扶手上还常拴着一条花毛巾。我的印象里,他的拖拉机上还焊了一个小铁笼子,里面装有一个喝开水用的玻璃瓶子,瓶子外面还有一个塑料线织的套子。自从开起了拖拉机,老贵的衣服也穿得整洁起来,把赶马穿的那身对襟衣换了,穿上了茄克衫了,这和他赶马的时候大不一样。老贵把手扶拖拉机开得有滋有味,政策也不见变,而且越变越好。很多人这才跟着老贵买拖拉机,街上手扶拖拉机多了起来。手扶拖拉机找钱又比较难了,老贵马上把拖拉机换成了大汽车。

老贵的大汽车是“昆明”牌,是金官街上个体户的第一辆大汽车。第一辆大汽车,当然又最能找钱,老贵又是街头上让人羡慕的人。我这才觉得老贵读书不行,总不如我。但他赶马,开车都比我强,思维也敏捷。改革开放这几年,他干的事总是对的,他总是能走到人前面。

后来我到金官街采访马帮,我特地去找了小食馆的杨德贵,杨德贵已经死了。又去找老贵。老贵也没有开大汽车了,买了一辆中巴车跑昆明,专门拉金官的生意人到昆明去出货。这天,老贵出车上昆明了,我问了一问街上的人,他们说,老贵很会拉拢人心,客源总是比别的车多。坐他的车的人,常客都有优惠,旺季淡季都是一个价,客人上货下货,他都帮忙人家,舍得吃苦。我想,老贵过去只是一个赶马人,文化也不高,但怎么总是能适应社会这个大市场呢?听人说,他的家里,弟弟,妹妹,妹夫,全家人都是驾驶员,都靠开车过日子。街上人都还说,要是不解放,他们全家可能都是赶马人。

 

4

 

我从丽江农校毕业分配到永胜后,在三川的梁官农技站工作了五年。农技站在清泉办事处,站里的房子建得像百姓的院落,低矮的瓦房和泥巴筑起的围墙,院子里长着桑树,柏树,苦楝树和青草。房后有一块一亩多的园地,我们在地里种玉米,种青菜、辣椒和西红柿。我还在后院里孵了一窝小鸡,天天喂食和喂水,捉它们进厩。鸡仔都不怕我了,请兽医站的罗医生去打预防针,捉起一只打针,其它的都在一旁看着;打完了,放下一只,重新捉起一只打。园里的菜,站里的几个人吃不了,就用自行车拉到中学里去卖给食堂。再后来,我的妻子也娶到了农技站里,孩子也生在了农技站里。直到1987年,县农业局里需要驾驶员,我才调到了永胜城里去了 我和三种、和梁官,有挥之不去的情缘。        梁官和金官一样,同属三川这个鱼米之乡里。梁官这个地名,和金官的地名来源并无二至。是明朝洪武年间,一个名叫梁从仁的澜沧卫军官驻守在这里,就得了梁官这个地名。在三川,对金官和梁官的叫法,还有上川和下川之说。梁官在上游,叫上川,金官就叫下川。梁官,同样属于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冲,梁官人,在旧社会赶马的也特别多。别的不说,单是梁官镇有个麦场村,就算得上是镇上的马帮村。麦场村在梁官街西,当时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赶马,而且多数是赶丽江和昆明的长途马帮。我到麦场村采访,找到了当年的老马帮刘荣。刘荣已经75岁了,当年是村子里最有名的赶马人。刘荣说,他赶的牲口,是自己家的两匹骡子,但有时候,就再租上一匹马赶,每跑一转丽江,付给养马人家五块钱的租金。刘荣老人说,那时候,他们村子里,男人只要到了二十来岁,就赶马出门了,出门赶马,就像现在到外面打工,当个小老板一样,让人羡慕,自己也感到自豪。村子里的马帮,都相约一起出门,谁的骡马好,谁能在赶马路上有威信,谁的牲口就走前,当头骡和二骡,骡子就挎最大的铃铛,还戴两面小红旗。刘荣老人现在还保存着赶马时的铃铛,牲口用的鞍架和自己穿的麂皮褂。麦场村里的陈杰,曾经帮助丽江茶马古道研究会到麦场村收集赶马用具,收到研究会去收藏。现在,丽江茶马古道研究会里还保存着麦场村赶马人的铃铛,口袋,麂皮褂等等东西。

在梁官,有个中洲办事处,整个村子的房子,集中起来就象一匹奔驰的骏马。从坝子南面山上朝村子里看,马头,马脚,马尾都清清楚楚,惟妙惟肖。村子像一匹马,是不是村子里人故意所为,我不知道,也没有相关的记载,而村子里过去的赶马人,却是十分多。村子里的马帮,主要是驮坛罐。中洲是滇西盛产土陶罐的地方,所产的坛罐美观大方,经久耐用,装酒,装油,决不会渗露,工艺十分先进。差不多整个丽江装酒和装酱菜的陶罐都出自中洲,这里产的坛罐,还由马帮驮到昆明和西藏,贩卖到缅甸和印度等地。不但是出陶罐,不但马帮多,中洲还出过举人。据《永胜县志》人物志记载:刘必苏,中洲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廪生中乡试第十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赴北京会试,考取第一名。我记得,在我家的家谱上记载,我的曾祖母,就是中洲人,中洲周氏人家。当然,我对曾祖母,不可能有直截的印象,我只是在曾祖母的墓碑上看到曾祖母如何勤俭持家,如何在我们那个马帮世家辛劳一生的文字。

过去的茶马古道,现在都修通了公路。到梁官的路,沿桥头河顺河而下,走在这条路上,我最喜欢的是河岸上长满了的桑树。四月,桑树发出了鹅黄的叶子,青秀而春意盎然。河岸上其它树不多,就只有桑树,是梁官的一道风景。梁官是蚕桑生产基地,这里养蚕的历史最为悠久,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时期。据《云南行政纪实》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永胜春蚕产鲜茧量32194担,干茧量11159斤,价值及费用国币71889.39元;秋茧产鲜茧9246担,干茧3440斤,价值及费用国币30808.21元,远销美国市场。”现在,永胜县丝绸公司的生产基地主要就在梁官,我在梁官工作的时候,唐元达老人就常到我们站里的院子里来采桑叶,都六十岁了,还轻松地爬到桑树上,用一把剪刀剪桑叶,动着十分麻利,我还经常到他家的屋子里去看那些正在吃叶和已经上架的蚕子。说到蚕,我还想起,我小时候到梁官去走亲戚,曾见一些老人在用土制的抽丝机抽蚕丝。土法抽丝是先用一口大锅把蚕茧煮熟,再用脚踏机把丝抽出来。那种最原始的抽丝方法,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记得老人们踏抽丝机的动着,抽丝机的响声,那种古老原始的韵昧。

我在梁官工作的时候也好,现在也好,我觉得梁官不但是一个生长马帮村庄,而且是一个风趣的小镇。走到小镇上,每天都会有人带给你许多快乐。我在梁官镇上,常常见梁官大桥上坐着许多人,都是一些男子汉和年轻小伙子。大桥上的人,老也好,小也好,他们都喜欢叫乳名或外号,并在乳名和外号后面加上一个“子”和“巴”。像“金全子”,“水林巴”。特别是年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互相叫着“火荣子”、“炳祥巴”,让人感觉到老人们可爱的幼稚天真。因此,你到了这座大桥上,你会觉得自己也显得年轻了。你会觉得,这里的人是多么的活泼开朗。

在梁官镇上,一个外号,就是一个人的一段历史,包含着一个十分幽默故事,一段人生的酸甜苦辣。梁官人的外号,不但只是在一个村子里叫,有几个人的外号,一说出来,大多数丽江人都知道。像“鸡爪”、“脑震荡”、“老狗子”、“和梦延”等等,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知道这个人——但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梁官人的外号在外面叫得响,和他们喜欢到外面去找市场,喜欢到外面去闯世界有关,和他们受过去的赶马人影响有关。还是在生产队时,这里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人在外面做副业,那时候就有常年的副业队,一年四季在外面为生产队挣钱。包产到户以后,那时的副业队已经不存在了,梁官人就开始自己干,自己找活,自己出资,自己找工,自己当老板。生产队时打下的基础,想不到改革开放后又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梁官还是一个“老板镇”,走在街上,不经意就会碰到两个响当当的老板,他们手里的钱,把你吓一跳。

 

5

 

从古到今,衡量一个地方生活是否富裕,出产是否丰富,除了要有足够的粮食、肉类以外,还要看是否有鱼。鱼是富足的象征,鱼也是平民百姓的吉祥物。我记得,在我们家乡,每到过年,村子很多人家的大门上都贴上了小娃抱大鱼的年画,表示“年年有余”。每家的宴席,也都必有鱼这道菜,表示吉庆和富足。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吃饭就以有鱼而知足。《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客孟赏君》中就有这样一个记载:“孟赏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鱼列在第二位。各代文人墨客对鱼的描绘更是汗牛充栋,如宋朝辛弃疾的词《水龙呤》中:“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末?”说的就是季鹰因见西风起,乃思吴中鲈鱼,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而要名爵乎!”想起家乡的鱼来,连官宦都不思了,可见鱼的诱惑力之大。

所以,我们说三川是鱼米之乡,说了三川的米以后,还想说一说三川的鱼。坝子里有三条主要河流,历史上土著鱼最多,鲤鱼,鲫鱼,细嫩鱼,马鱼,绿背鱼等等。在我的印象里,只要你在河里撒下网,一定会捞上鱼来。我在家的时候,就经常到小河里去网鱼,用的是一种丝织的“丝网子”。把网放到小河里,再往河里打石头,鱼就会挂到网上去。我们村子里有一个老马帮,名叫吴忠心,到了年纪大了的年月里,每天都在小河边上放马,把马吊在树上,就到小河边钓鱼,早出晚归,一声不吭地坐在小河边。吴忠心是我看到的最潇洒的老马帮。小河里的这些鱼,有好大一部份是从金沙江顺五浪河游上来的,在三川里产卵,长成了大鱼后又游到金沙江里去。三川的田野和河流,能孕育金沙江里的鱼。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川的河流,和浩翰的金沙江一脉相传。

三川的鱼,除了三条河流以外,还在一个叫翠湖的村子里生产。其实,三川的河流,和翠湖的河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三川的鱼,从每一条河道,都可以游到翠湖去。翠湖的鱼,也可以通过任何一条河流,分布到各个村庄各条河流里去。到了三川,沿丽永公路上走,在公路下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湖,湖边柳树成荫,翠竹成林。湖内清波荡漾,鹅鸭高鸣,渔船泛旖。这个湖就叫翠湖。这里有一个叫翠湖的村庄,村庄四面水池环绕,莲花飘香。翠湖又名龙潭,龙潭里有九眼泉水,也叫九龙潭,水资源十分丰富,翠湖也就如此而得名。翠湖生产的莲,在丽江乃至滇西都十分有名气,现在还是云南省的白莲藕生产基地。翠湖的鱼,满河都是,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鱼在戏水。翠湖的水产品,销到丽江,大理,销到四川和迪庆。

翠湖现在是云南省的水产养殖基地,丽江水产站,常年有人在这里做水产养殖工作。外地人,在翠湖承包鱼塘养鱼的就有十多家。翠湖,一年四季有人来买鱼,天天车水马龙。秋天,常有人来看荷花,来钩鱼,来划船,来呤诗。于是,三川镇因势利导举办了两届“荷花节”。翠湖是丽江理想的游览胜地。

翠湖和三川还有一种鱼,叫“谷花鱼”。这种鱼生长在稻田里,到了稻花飘香的时候,刚好长到半寸长,数量很多,往往是一群一群地生长,成群结对地在稻田里游水。这些谷花鱼不是人为的稻田养鱼,完全是自生自长,自我繁殖起来的。到了秋天,三川人想吃鱼了,只要在稻田边上挖一道口子放水,看看鱼群的大小,如果鱼群大,就在水口下接上一床篾帘,在一旁等候着就会有收获。先是鱼群在水口上面的谷田里划水,可能是在侦察水口下有何动静。看看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谷花鱼就顺水戏流而下,来到水口之边,一会冲朝上,一会冲朝下,玩冲浪游戏。就在得意忘形时,这些戏水谷花鱼不小心就跌到了篾帘里,再也冲不到稻田里,成了瓮中之物,因此,在三川,谷花鱼可以轻而易举就可捞到,而且,捞谷花鱼是一件十分有趣味的事。在三川,捞谷花鱼的往往是老人或小孩的事,他们坐在水口一边,远远地看着谷花鱼戏水,看着谷花鱼跌到了竹帘里去。

谷花鱼是三川的一道上等菜肴。把谷花鱼在锅里用文火用油煎黄,晾放几个小时,再拌上一点酸菜辣椒花椒等酌料,是上好的下酒菜。三川有句戏说谷花鱼的俗话:“死鱼烂虾,把饭遭踏”,意思是说,鱼太香了,要多送好些饭啊。

谷花鱼,过往三川的马帮也最爱吃。马帮可以买来吃,也可以自己去捞。外地马帮在三川歇店,牲口要歇歇脚了,就赶到田地边小河边去放牧两天。这种情况下,和马店老板借一床篾帘,到稻田里效仿三川人的办法,自己捞起谷花鱼来。马帮捞谷花鱼,这是多么难于描述的情境,需要有多么高的境界。捞鱼钓鱼都要有一种好心情,过去,我在村子里也捞鱼钓鱼,但从来都不想捞鱼钓鱼的乐趣,想的只是收获,满足生活的需要。听说,现在捞鱼钓鱼的,是为了寻求乐趣,寻求快感,但我又没有那份心情。所以,我还不如过去的马帮,有那么好的心境来对待生活。

谷花鱼很多,捞得多了,马帮自己吃不了的,煎好晾干,带到去丽江的路上吃。三川的谷花鱼,一直香到丽江古城。

 

6

国家非常重视对历史的研究,老百姓却又忠情于对祖籍的探讨。其实,寻常百姓的祖籍,也是一种历史。百姓多种多样的祖籍历史,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俗风情文化。但事实上,百姓的祖籍,往往在奋斗中被淡记忘,差不多没有一点文字记载,只是靠口头来传达,来表意。百姓的祖籍,在一种民族文化成熟的时候,又会被重新提起,令他们念念不忘。说来也相当符合客观规律,在艰难地创业阶段,谁还来得及回想过去,谁还来得及过多地去想未来。只有在创业的人们觉得自己成功了时,才有心境来梳理前辈们所走过的路,有如梳理自己的感情。

现在,三川人总是经常想到他们的祖先,经常深情地说起他们的祖籍。云南省的文史工作者,永胜县的文史工作者,在许多文章里,一次又一次地阐述永胜的祖籍之谜。和永胜大多数汉族一样,三川人老祖宗的祖籍地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现在,随着交通的发展,从前认为遥远的地方,已经显得很近了。想起祖先们,二千里,三千里路一步一步地走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落足安家,所以觉得非常遥远)。据很多资料表明,三川人的祖籍,一部分来自湖南,一部分来自江西,一部分来自南京。相对于云南来说,湖南、江西、南京都是富有的内地,也是博大的中原。并且,600年过去,这些地方和云南、和永胜三川已经没有多少人谈论那次规模宏大的“调卫”,那次骨肉的分离。但是,三川人说起自己的祖籍来,都满怀崇敬,满怀虔诚。作为一个三川人,我缅怀先祖千里迢迢的迁徒生活,祖先们在三川白手起家,经过几百年来创下的宏伟基业让我们感恩不尽。

曾记得,我家有一本珍藏几百年的记载家谱的小册子。小册子是用一种白棉纸糊裱出来的,整齐、四熨,一看就知我们家族对这族谱的严肃和认真。小册子上一律是毛笔小楷字,字迹一笔一画清秀工整。我仔细翻看了我家的族谱,上面写着,我家的祖宗明朝洪武十五年从湖南迁到云南。祖籍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柳树湾。不光只是我家有这种记载家族历史的小册子,整个三川人,几乎每个人家都有记载家史的“族谱”。三川人对自己的家史和家族谱序相当看重,他们十分留心着自己家族的过去。每个人家的小册子上面逐项写着历代祖宗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后代。小册子上还写着祖宗哪年来自何方,哪年迁至何处。

对祖籍地的忠情,对祖先的崇敬,那是一种遥远的怀想。湖南,江西,南京,对于三川人来说,只是几个属于他们永远不能记忘怀的名字。现在,湖南江西和南京离我们千里,但发达的交通工具来说,也只是几天的时间,不算远。但三川人认为,祖先太遥远了,祖先们600年前到了永胜,很少有人回过祖籍地,祖籍地就象梦一样。属于永胜人和三川人的,只有那种难于改变的乡音,那种带有浓厚的湖南腔的话语。1991年,我到北京接车,有意地绕道到了长沙和韶山,有意的到了我的家谱上写着的“湘乡”。我每到一个地方,不必讲普通话,不必作任何语音上的修饰,就可以和湖南人交流。到了湖南,我就听到了乡音。在湘乡一家餐馆里,我和当地一个小工讲起了我们的祖籍地,可惜那个小工对此一概不知,但对我的话题十分感兴趣。但不管怎么说,我都得离开湘乡,三川才是我的故乡。在湖南,属于我的,是一种能互相勾通的话语。

这种能相互沟的语言让我更加感到我们祖籍地的遥远,三川人在风俗,民情上的变化,更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祖先的遥远。三川大多数人家来自遥远的中原,祖先们都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千里来到三川。迁徙来的祖先是汉族,经过多年的演变,这些中原人已经在三川变得不是纯粹的汉族了。用一种通俗的说法,三川人是“夷娘汉老子”。即,三川的后代,父亲才是中原汉族,母亲是当地少数民族(夷是少数民族的统称),现在的三川人,是“夷人”和汉人的混血儿。

我们十分尊重三川的祖先迁徙的历史,我们也缅怀三川的祖先们背井离乡,拔山涉水的那段过程。那么,我们的祖先又是在什么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到云南,来到永胜三川的呢?在写《丽江马帮》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得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永胜三川先民的迁徙,是经过三次“调卫”活动来完成的。

明朝洪武十五年(1381年),朱元璋为了彻底消除元朝在西南地区的残余势力,派明军进攻云南。取得战果以后,次年三月,皇帝朱元璋又下令,命征南将军傅友德、沐英等:“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可见,当时朱元璋高瞻远瞩,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花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对云南实行管理和开发。这些到云南来的兵士,和内地相隔千万里,到了云南后,当时交通又十分落后,回家也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大多数都在云南安了家。这就是第一次来云南,来到永胜三川的内地籍人。这些军士中,就有一部分留在了永胜和三川。当时,这些内地来的军士还少,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也无形中带来了内地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逐渐相互影响,推动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二次“调卫”活动开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这一年,南征副将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垦,以备储用。”上(朱元璋)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这又是很重大的一次调卫活动。这次调卫,就不单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一次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军事布署及边疆开发工程。这次调来的军队,就不单纯是为了打仗,在扛枪打仗的同时,还要发展生产,建设边疆。这在远古时代,很明显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次调到云南,调到永胜的军队就比前一次要多得多。三川是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之地,又是一个战略要地,所以,到三川的兵士,也是到永胜兵士总数的大部份。这次的调卫,内地籍的汉族力量增大了,无形中就削弱了当地土著人的力量,有的土著人,大有在坝区“斗”不过外籍人的心理,纷纷迁居到了四周的山上,形成了现在的少数民族。有的土著人,和外来士兵结合,成了新的家庭,形成了新的杂合新村落。“夷娘汉老子”的规模开始形成。

从上两次“调卫”以后,南征将军傅友德、沐英多次上奏朱元璋,报告充实云南边防和开发云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明朝政府了解到云南西北地区是印缅藏交接的要地,可是,当时还没有屯军,所以认为必须驻军。又经调查,北胜州(永胜县)大多是平原河谷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所以,后来派了大量军队和屯户进驻永胜。洪武二十年九月,朝迁下令,“命湖广官军二万六千五百六十人征云南,赏纱五十万八千绽。”洪武二十二年,“令移山东、山西、江西、湖广、江南富户和移民八十余万实滇。”我们根据这些历史资料,可以想见当时明朝政权对云南的重视程度。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朱元璋三次对云南的屯军和调卫,实际上是一次远古时期的“西部开发”。

以上三次“调卫”云南的士兵和民户,一是留滇的征南军,二是增调的征滇屯军,三是移来的屯户。三次“调卫” 云南的湖广籍兵民,达十多万人。(以上引自《明实录。洪武实录》)到永胜落户的,达二万。在永胜的军队和屯民户,他们的制度是:“三分操练,七分屯粮”。就是说,要用百分之七十的军人种田,百分之三十的军人操练做保卫。那时,根据不同情况,一户人家种三十五十亩不等的田地,政府不给粮食,全靠军队自给自足。屯田官兵可以从内地带来妻室儿女,也可以在当娶亲结婚。永胜“夷娘汉老子”说法根深蒂固,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些受朱元璋的指令到三川的军士和屯民,和当地土著结合,生息繁衍,创造了“三川”的历史,同时创造了三川的马帮文化。

 

7

 

三川的马帮上路,一是要带油茶罐,二是要唱山歌。过去,在丽江遇到永胜的马帮,看他是不是三川人,最主要的是看他的马驮上带没有带着油茶罐,带着的,就是三川的马帮,反之就不是。唱山歌,也是衡量是不是一个地道马帮的标准之一,三川的马帮都喜欢说这么一句话:一个马帮不会唱山歌,如何担待得了长年在赶马路上寂寞的日子呢?所以,油茶和山歌,是三川马帮在茶马古道上的两件必不可少的宝贝。

我们还是把三川马帮的两件“法宝”分开来说,先说油茶。有点奇怪,在滇西北,一种饮食,往往会成为一个地方的象征物。一说起哪样饮食,就马上会想起哪个地方来,一个地方和一种特有的饮食联系在一起。丽江流行着一句话:丽江粑粑鹤庆酒,永胜油茶家家有。在丽江,一提到永胜,就会想起他们的油茶来。永胜的油茶,普及到了各家各户,每一个角落。

永胜有一个大学生,前年到美国去留学。大学生是一个十孝顺的儿子,到美国才一年,就带他的母亲到美国居住。这位老太太坐飞机到地球的那一边去,她什么都习惯,就是抱怨吃不到油茶,嚷着要回永胜来。后来,她的儿子硬是从永胜邮寄去一个茶罐,才留住了母亲。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有人证物证可查。永胜人喝油茶是上了瘾的,从小喝到老,喝了一辈子,怎么能不上瘾呢?到了美国,许多美国人都到这位留学生家看老太太做油茶,饶有兴趣地向老太太问这问那。老太太一边做,一边比脚划手地作解释,外国人当然听不懂老太太的话,老太太一面做油茶,儿子在旁边一面用英语作一些解释和介绍。老太太对油茶的执着,永胜油茶的文化,让外国人感叹不己。

永胜的油茶以三川最为风行,这似乎和三川人吃的风气有关。三川人很注重吃,他们可以穿得差点,睡得硬点,就是在吃上得讲究一些。民以食为天,三川人认为,人生一世,连吃都满足不了,那将是最为悲哀的事。一生人,连想吃点什么都满足不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对吃的态度十分明朗。三川人对吃的这一观点,和很多地方不太一样,有些地方的人,却对吃十分节俭,他们把省吃俭用的钱买衣服穿在身上。三川人认为,穿得好是花架子,吃得好才是实打实的东西。所以,三川人往往是穿得不好,没有穿的文化,吃的文化却很丰富。我还要说的是三川人并不懂吃里的哲学、吃的文化这些字眼,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把吃的文章做得淋漓尽致。

三川人吃的特色,全是由他们自己来创造。比如说三川非常有名的“三川火煺”,就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经验来的。淹制三川火腿,三川人创造出了一套特殊有工艺。猪杀了,下火腿,然后用盐在大铁锅里或者是木缸里淹一个星期。淹够了时间,把火煺取出来,晾干后,粘上一层白棉纸,再用灶灰焐起来,焐一年半载才取出来吃。真可谓是制作精良,色鲜味美。吃过三川火腿的人都说,三川火煺,一点也不比宣威火腿逊色。后来,永胜县在三川建了“三川火煺厂”,产品打了出去,不久就被国家评为金奖。过去,三川人不喜欢把火腿轻易卖出去,因为做三川火煺的工艺太复杂了,所需的时间也太长,卖出去太不划算。三川的人家的火煺,主要是留在家里待客用,还有送亲朋好友。所以,三川火煺本地人吃的多,外地人一般吃不到。

三川人自己做的土特产品还有“腊生”,还有“肝花酱”,一一讲来难于说完。并且,它们和三川的马帮联系没有油茶大,所以,我还是着重说一说最具有饮食文化特点、和马帮联系最大的永胜油茶。

永胜人喝油茶,这种习惯和贵州云山屯人相同。有一天,我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讲的就是云山屯人喝油茶的事。我惊奇的发现,贵州云山屯人也和三川人一样喜欢喝油茶,而且,做油茶的方式,和三川人如出一辙。贵州和云南相邻,但贵州的云山屯,和三川却相隔上千里。这种奇妙的相同让我感慨不己。

后来,我又无意中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云山屯村的屯堡文化》一篇文章。文章中讲到了和永胜三川一样的“调卫”历史:“朱元璋为彻底消灭元朝西部残余势力,派大将傅友德和副将沐英进入西南,屯田养兵”。通过这篇文章,三川人是在明朝洪武年间“调卫”到云南的历史,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三川人喝油茶的习俗,和贵州云山屯村人是一样的习惯,所以,这种习惯,按道理应该是“调卫”到云南和贵州的湖南江西籍士兵带到西南来的。

话题再转到三川来。三川人做油茶比较特别,不用大锅,也不象藏族那样用油茶筒打。三川人做油茶,是用一个拳头大的小沙罐慢慢来做。小沙罐又叫油茶罐,是罐厂特制成的,口小,中间大,象个小葫芦。茶罐的上方有一个到茶水的小嘴,倒起茶来十分方便。做油茶的东西主要的有三种:大米一小把,茶叶一小撮,猪油一小砣。做油茶都是在家里的火塘边上做。做油茶时,客人和自家人,都坐在火塘边上。先在屋子里烧一个火塘,火燃了,在火底上扒上一些火炭,把小沙罐放在火炭上烘烤。待把沙罐里的水汽烘干,再把米和猪油放到沙罐里,慢慢地把米烤黄。米烤黄以后,再放上茶叶,稍微烘烤后再往沙罐里注水。注上水以后,要不停地用筷子搅拌茶叶和茶米,茶水就浓起来了。这样熬制出来的油茶,有茶味,有糊米味,清香可口。有时候,把麻子,花生樁细,放在茶罐里一起熬制,味道就更加醇厚。还可以在茶里充上少量白酒,俗称“充茶酒”。充茶酒是马帮发明的,在路途中感冒了,喝充茶酒可以防治伤寒。在火塘边“撇油茶”,可谓三川人的油茶文化或火塘文化。现在已经推而广之,在永胜全县流行。到现代文化发达的今天,永胜县的人依然保持了“撇油茶”的风俗习惯,他们一家人早晚要喝茶,来了客人更要“撇油茶”。小伙子到姑娘家“相”对象,姑娘家就要让姑娘到火塘边去撇油茶,一来说明自家的姑娘有涵养,有本事(做油茶需要技术,内行人一喝就知道,所以,三川的姑娘在找对象前先要学撇油茶),二来也让小伙子把姑娘看过仔细,日后定不翻悔。从古到今,我们走进三川人家里,都会看到好友亲朋坐在火塘边上,一边“撇油茶”,一边拉家常,那种“其乐融融”情境,没有油茶作为生活的“导具”,一种饮食文化的导具,是无论如何也营造不出来的。

过去,三川人马帮喝油茶,更是走一路喝一路,整个丽江都喝出了名。有一次,我到三川去采访,就专门找到了喝油茶上了瘾的老马帮。这个喝油茶上瘾的老马帮是三川坝军和村的张之广老人。张老人是旧社会的一个老马帮,现在82岁了。张老人说,他们过去赶马,马的草料要带足,办货的钱要带足,再就是油茶罐不能忘。每到一个马店,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就要撇油茶,如果喝不到油茶,这一天就不会有精神。没有赶马了,油茶还是照样喝,而且一天三罐,早一罐晚一罐,中午还要喝一罐。喝了一辈子,茶瘾更大,一天要喝三次油茶,少了一次都要头疼。到现在为止,张之广老人的这一习惯还没有改变,他说,他的这一生,是油茶养着的,如果哪一天喝不起油茶了,说明他也就快要死了。张之广老人还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喝油茶和一般人还不同,每天自己独自一个人烧,一个人喝,很少和人一起喝。说到这,我请张之广老人为我烧一罐油茶尝一尝,老人高兴地答应了。老人的火塘一天都是燃着的,油茶罐也油光铮亮的摆在火塘边上。撇起油茶来,老人的动着闲熟,老道,好象是在做一项虔诚宗教祭祀活动,神态自如,韵味十足。不一会,油茶便做好,倒在了两个杯子里。他让我尝一尝,我是永胜人,三川人,油茶会做,会喝,也知道第一杯油茶要老人喝,便推让一番,老人说,免礼了,一起喝吧。喝张之广老人的油茶,和一般人做的不同,十分正宗,茶味,糊米味,有机地揉合,不苦涩,不油腻,清香可口,让人回味无穷。我想,这油茶,多种食品熬制,虽然没有人去测试它含有哪几种维生素,有些什么抗病功能,但其营养成份之高,从张之广老人的长寿和健康可以说明一二。张老人说,他老了,不吃什么营养补品,就靠一盅油茶养着,所以活到了八十多岁,人还很精神。赶马使老人喝油茶上瘾,一种习惯之瘾,一种自然之瘾。其实,这种油茶瘾也只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生活之瘾,它作为一种生活的调料,一种精神支柱,支撑着赶马人的生活。这种瘾不是在身体的表面,而是深入到了赶马人的骨子里面,表现出马帮文化的深层次。

 

8

三川人懂得吃,也懂得唱,喜欢唱山歌。我不懂音乐,对于山歌的理解,我只是这样认为:山歌之所以富有魅力,是因为它用简单的曲调,表现出最为丰富的内容,最为复杂的感情。山歌来源于自然,没有雕凿之痕,也不牵强附会,为大众喜闻乐见,所以,一种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曲调,被一些山野之人做得津津有味。山歌的曲调最简单,但却又极富感染力和表现力,这主要得力于唱山歌的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山歌的魅力,也来自于唱山歌的对生活的把握能力强,来自于唱山歌的人,生活功底的深厚。大喜大悲,在他们心中彻底地淡化,酿就大情感。一切感悟,一切感情,洋溢在山歌之外。

这种听起来简单,但又传神传情的东西,是我们民族文化宝贵的财富。

汉族一般都不唱山歌,但三川人另外。三川人,他们是汉族,他们却喜欢唱山歌,他们也喜欢用简单的曲调表达出复杂的感情来。从这一点看,三川的汉族,多少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征和特性,他们有一半少数民族的血性。三川的汉族,从湖南江西迁到云南来,生活在少数民族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生活,互相浸透,互相感染,形成新的特色。喜欢唱山歌这一习俗,更显示出他们“夷娘汉老子”这一特性。

三川的马帮上路,去丽江,去鹤庆,马道就在深山峡谷中。他们赶着马出门,进了山,从高坡上望着富饶的坝子,就唱道:“去了去了心不落,去了前脚挂后脚”。我们可以想见赶马人一脸的挂念,一腔的惆怅。有女子看着马帮出门,也心有所感,她们也唱道:“男要出门妹要去,烧茶煮饭总要人。”

三川的山歌,曲谱十分简单,只是两句随心所欲的曲调,曲调简单得一听就可以上口,一学就人人都会。三川人山歌的曲调一点也不复杂,并且可以反复呤唱。随口而出,或轻声低呤,或放声高歌,完全由自己的心情而定。但三川人唱山歌,更多的时候是放开嗓子对着田野和大山高声放歌。三川人唱山歌,有时候是自唱自听,有时候则是两个人,一群人对着歌干活。他们可以不看电视,不听歌星的名歌,但他们就是不能不唱山歌,这是他们自己心里的歌。好象是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有话,非说出来不可。

三川的山歌,最有特点的是春天的山歌。春天的山歌,是三川的女人在栽秧田里唱出来的。春天,是三川最忙碌的季节,整个坝子里的秧苗,要在一个月内栽完。整个坝子里,都是妇女们的身影。说到三川妇女,顺便说三川女人的服饰。三川的年轻女子喜欢穿姊妹装,这种衣服最好是用天篮色的士林布做,显得秀气,高雅。穿上姊妹装,还要系上围裙和飘带。紧紧地绾住腰,显得苗条干练。年轻女子系的围裙不大,黑士布做成,长二尺,宽二尺。围裙的四面,镶上一层边,四熨整齐。飘带用白布做,用篮布做,其长度,以飘带头刚好拖到臀部为宜。飘带头上,绣上各种花色,有灯笼花,一串红。新娘子的飘带,还要缀上一些银片和玉片,走起路来,飘带在臀部左右来回飘荡,银光闪闪 她们穿上这些好看的服饰,在田地里唱调子,能不让人着迷?

栽秧季节,每个村子里的人都全集中到了大田里。三川,春天的田野,女人们的活最多,也最数她们活跃。三川十万亩良田,都是稻田,妇女们要在一个月内把所有的秧田都要栽上秧苗。她们的手,把一棵一棵的秧苗栽满那么多的田里,她们的辛劳我们可想而知。但是,在她们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她们哼着山歌下田,对着山歌干活。在农村时,我到田地里去干活,现在,我开着车从三川走过,我每次看到的,都是充满朝气身影,听到的,都是她们的山歌。

三川的春天,男人成了生活的配角。女人们栽秧,他们只是使使牛,扒田糊埂子。有的男人,在家里带孩子,孩子饿了,就背着到田里去“讨奶”——春天,孩子的母亲也在栽秧田里去了。在栽秧田里,没有一个女人报怨自己的男人,她们还要给男人唱一曲山歌。但唱出去的山歌是要男人们“还”的,男人要根据女人们唱的意思把山歌“还”了过去。看见“讨奶”的男人背着孩子远远地来了,在栽秧田里,由一个女的先唱,唱给一个山歌过去:大田栽秧行对行,一对斑鸠来歇凉,斑鸠找到歇凉处,娃娃要找带母娘。

男的听了就开始回:小小公鸡才学叫,叫得不好你莫笑。青蛙跳到称盘上,自称自量无斤两。

三川人在栽秧田里唱,嘴里唱着山歌,手里却不会停下来,手里的秧苗,不停地往田里飘。而且越飘越快,这田野,也在歌声中慢慢地绿了起来。

三川的春天,是唱山歌的季节,也是产生爱情的季节。在三川,唱山歌可以唱得成双成。我们村子里的王明学夫妇,就是唱成了的一对。他们在田里唱了两天两夜,最后唱成了夫妻。现在,王明学夫妇已经老了,但是,村子里人都知道他们是唱山歌唱成对了的。那也是一个春天,王明学到睦科村去帮人使牛。王明学是一个马帮,也是一个年轻的牛工,一表人材,赶马赶得好,使牛使得好。一群栽秧的女子看到王明学在田里使牛,头戴一顶草帽,裤脚挽到了大褪上,嘴里大声地吆喝着一条掰角大水牛,就产生了和王明学对山歌的念头。打头和王明学对歌的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也是一个好歌手。山歌一出口,就好象五月的干茅草房被火点着,一对就没法收拾,一直对到了晚上,对到了天黑。对得没有力气了,主人家到田里去叫王明学去吃晚饭,也被他们的山歌迷住了。这一天,王明学为主人家多犁了半亩田。那些栽秧的姑娘,也多为主人家栽了两亩秧。两个主人家,都觉得这两个歌手,应该成为一对,主动为他们牵线搭桥,一对田间歌手最终成了夫妻。王明学结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我在小学代课的时候教过她一个月。看到这女孩子,我想,她是不是对歌期间怀上的孩子。

除了在栽秧田里唱山歌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丽江骡马会,三川人到丽江做生意的同时,也要去唱山歌。这种情况,唱山歌一般是在晚上,在红太阳广场,一群人坐在一块,男的在一边,女的在一边,一直要对出过输赢来。这种时候,三川唱山歌的,和纳西人跳“阿里里”的相映成趣,交相辉映,一种自我陶醉的娱乐方式发挥到了极至。

三川的人还有一种说法,说唱调子本来是赶马人的一种娱乐方式。赶马人骑在马背上,赶着马在山里行走着,一路上寂寞难耐了,就少不了要想一些自我解忧的办法,于是他们就唱调子。可以想象,从三川到丽江,要经过那么多的大山,要经过金沙江,在这样漫长的路上,不唱几曲山歌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赶马人和路上的少数民族学来的。赶马路上,有几个店,就有几种少数民族。一路上,有藏族,有纳西族,有彝族,有傈僳族 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唱山歌的好手,长年生活在他们的环境中,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文化的影响和薰陶。

这几年,山区的少数民族还把山歌唱到了三川来了,来和三川人争先媲美。三川的田地多,在春天,就得请外地人来帮忙栽秧。一到了春天,就有人来到坝子里来打工,来打工的都是四面山上的少数民族。走在街上和田头,都穿一身麻布衣服,戴许多的彩色珠子,男男女女都带一个土烟锅。到金官古镇来打工的少数民族,白天到田里去干活,晚上就在街上跳舞。这些少数民族打工都是一个村寨的人相约一块到山下来的,自己带上跳舞用的笛子和葫芦笙。晚上,笛子和葫芦笙一吹,打工的人就闻声而动,围着吹笛人跳了起来。打工带上跳舞的笛子和葫芦笙,他们总是对自己的生活持乐观态度,他们带着音乐走出山门。街上一夜都燃烧着篝火。